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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怕十三岁（第3页）

同学们被我引得又活跃起来，教室里立刻充满小声地议论……

杨老师这下可真气坏了，她的脸色比猪肝还要难看。她挥手让我坐下，宣布说：“好，开始扫除吧！扫除完毕，请罗世凯同学到校长室去一趟！”

什么？到校长室去？不是到年级教师办公室去，而是到校长室去？哼，她以为这就能把我吓倒吗？我才不在乎呢！

在大扫除的时候，我干得比谁都欢。我要让杨老师知道，我提出那样的问题，绝不是因为我反对大扫除，更不是我故意捣乱。瞧吧，我才不是坏学生呢，我能既不怕累，也不怕脏！

临到参加清除学校后门的垃圾时，我更表现得积极，一边用铁锹往车上铲垃圾，一边吆喝着，一会儿嚷：“我可不能爱护你呀！”一会儿叫：“你可不是没价值呀！”逗得班上的男生全都不住地哄笑。

扫除完了，我去校长室。要搁在上小学的时候，一听“校长室”这三个字，我没准就得吓个半死，可现在我一点也不怵，校长又怎么着？校长这官可没多大，上头还有教育局管着他呢，再说就是教育局局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还有教育部吗？部长上头也还有人管他，你看，都有人管。他们谁也不敢错待我，要是错待我呀，我就往上告他们！

我敲了门，喊了声“报告”，得到允许，这才进去。别以为我是个无法无天的家伙。

我们校长姓吴，瘦高个儿，戴副眼镜，看样子比我爸爸大不了多少。

他请我坐，我便大摇大摆地在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了。他给我倒了杯开水，我说了声“谢谢”，也便大模大样地端起来喝了几口。

我等着他开训。他却仿佛完全忘记了杨老师所告的状，而是跟我闲扯开了。他问我来学校报到那天，对校园的总印象怎么样。我说印象不错。他缓缓地摇头说：“不见得吧。你不觉得失望吗？——咱们学校的楼太旧了！”我点头承认。是有点失望。我问他：“不是说咱们学校要盖新楼吗？”他点头说：“的确。过两个月就开工。”我见他说这话的时候愁眉苦脸，不禁奇怪，忍不住问：“盖新楼不是大喜事吗？您干吗好像不高兴似的？”

他叹口气，好像跟我商量似的说：“要盖新楼，就得先把东边的旧楼拆了呀。这样，初二和高一两个年级，恐怕就得按二部制上课了。对他们来说，这可是学生时代的损失呀！可不安排他们上二部制，又怎么办呢？”不知怎么的，多半是吴校长那推心置腹的神态语气，感动了我，我拍拍胸脯说：“干吗让初二上二部制呢？让我们初一的上二部制吧，我们也都不小了嘛，是不放心吗？怕我们没有自觉性？不上课的那半天满世界跑，胡闹？”吴校长沉思地说：“其实二部制对哪个年级都不利，都会有个别的学生因为这原因变坏……可是综合各种因素权衡起来，还是不能让初一的学生上二部制，因为你们这个年龄，还是最不稳定的时候，最容易……”我截断他的话说：“您以为我们最容易变坏？因为我们还小？”吴校长望望我，和蔼地笑着说：“那倒也不是。说实在的，我还是倾向于想另外的办法，比如说，租一批活动房屋，不过，那样操场又没有了……也许，我们可以把体育课拉到护城河边去上？”

我一听就嚷了起来：“嘿！您想得倒美！人家会罚您的款的！——现在园林局把那些地方全管起来啦，您当随便在哪儿都能跑百米哇？”

吴校长点着头笑了起来，笑得直咳嗽，他赞许地说：“你真是一针见血！是那么回事儿！咱们可不能让他们罚款，是吧？”

我们俩聊得挺欢，吴校长还拿出新楼的图样来给我看，忽然杨老师来了。显然，吴校长跟我交谈的情景让她大为吃惊。

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使我尴尬起来。

吴校长却若无其事，他招呼杨老师“快坐”，又对她说：“罗世凯同学也主张我们租活动房。至于体育课怎么上，总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我没想到，杨老师一开口，反倒是向校长表扬我：“刚才同学们一致反映，大扫除当中罗世凯表现得特别好，尤其是不怕脏，积极地清除垃圾……”

我真想跟她说：“我那么提怪问题，跟您抬杠，不对……”可就是说不出口。干吗非得让我认错呢？我只是低着头，假装正在研究新楼立面图中的一个细节。

这时候我耳边响起了吴校长的话语：“罗世凯，你是班上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男生里头，你是有代表性的一员，希望你一定从各方面支持杨老师的工作，就像从各方面支持我这个校长的工作一样。从小学到中学，是人生从童年时代过渡的阶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啊！它的意义，不比中学毕业以后，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过渡的那个阶段意义小呢！”

啊，敢情人生有好多个阶段：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

吴校长的话，让我动了心。可也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改不了跟大人抬杠的劲头。你说东，我偏要说西。你让我往南，我偏要往北——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大人让我往南是有道理的，我也偏要先往北拱一段，然后再悄悄地朝南拐。

我忽然变得爱照镜子了。上小学的时候，镜子对我毫无意义——除非公园里花钱才让照的哈哈镜——我那时候甚至记不清家里究竟有几面镜子，可是现在我不仅充分地利用着洗手池前的小镜子、爸爸妈妈屋里大立柜上的穿衣镜和妈妈梳妆匣上的椭圆形镜子，而且，我那磁铁开关的塑料铅笔盒中，也有一面专供我使用的小镜子。现在不用妈妈督促，我就能主动把脸洗干净，而且绝不让耳朵背后留存污垢；我一个月里至少在洗澡堂里洗两回澡，过去总是爸爸带着我去，现在，对不起，他叫我的时候，我总是“没工夫”，而我去的时候根本也不约他。在澡堂淋浴的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就仿佛我身体里窜进去、流动着一种原来不属于我的东西……

正当我跟杨老师处得不错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吴校长来班上宣布：“你们的杨老师病了。她需要住院治疗。也许还要动手术。以后由彭老师来代她的课并担任你们的班主任。”

这位彭老师一开始很让我们兴奋——他有四十来岁了，听说挣七十块钱的工资，不消说学历、教龄都比杨老师强；而且他讲话比杨老师风趣，头一堂课就把我们逗得不断发笑。可是几堂课上过去，我就发现他备课没有杨老师认真，他那些逗趣的话其实全不是什么知识，正经该传授的知识他却讲得含含糊糊，而且有时候还把知识讲错。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我故意凑到讲台跟前向他提问，在他回答我的时候，我根本没听他的，只是注意观察他那摊开的备课本——跟鸡爪子扒过的一样！这几秒钟的印象，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刺激——敢情不一定挣工资多的，课就一定讲得比挣工资少的好！

当晚在家里看电视，新闻里有一段开一个什么科技方面的会议的报道，当画面上出现一个满脸褶子的老专家时，我故意大声地发表议论说：“嗬，呆头呆脑，甭看资格老，其实不一定有什么真学问！”

妈妈一听就急了，训斥我说：“你怎么张口就这么反动？你跟谁学的？”

我理直气壮：“谁反动？我有我的看法，许不许？”

妈妈决定立即压下我的气焰，她宣布说：“不许！你还不到对这类事有你的看法的时候！你应当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许胡思乱想，更不许胡说八道！”

我扬起下巴，冷笑着。恰好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像，我便故意又大声地议论说：“其实孙中山特别喜欢蒋介石。北伐战争的时候，蒋介石是北伐军总司令呢！”

妈妈简直是打算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她用两个拳头捶着她的膝盖说：“你还要犯浑是不是？你不当上小反革命不甘心是不是？你就这么浑下去吧，早晚有一天你会给咱们家惹祸的！”

爸爸一面劝她一面劝我：“你也用不着上这么高的纲，别急成这模样——小凯呀，你不要故意惹你妈着急、生气。过去，老师跟我们教给你，让你知道蒋介石是大坏蛋，这个结论是推不翻的。这是就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总作用下的结论。当然啦，你现在大一点了，知道的也就多一点了。你知道孙中山先生信任过他，他当过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当过北伐军总司令……也就是说，在他背叛革命之前，他也曾经有好的一面，那么，你应当怎么想呢？你不应当觉得原来大人告诉你的结论不对，只应当懂得：一个人的好坏不是一成不变的……”

“行啦行啦，”妈妈打断爸爸的话说，“你越讲那些个越助长他说反话的习惯！他这种乱说乱道的习惯说到底都是你纵容出来的！你就这么纵容下去吧！”

眼看他们就要对吵起来，我只好跺跺脚说：“好啦好啦，我不说不问了还不行？快看电影吧！”

电视里播出的那部电影本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结果大家情绪都受了影响，兴趣大减。

第二天上彭老师的课，我比往常更注意挑他的错。他在讲解“阴森”这个词语的过程中，为了增添同学们的兴趣，举例说：“法国巴黎，有个巴士底狱，嗬，那里头呀，又黑暗又潮湿，可疹人啦！你们看过电视连续剧《双城记》里头有的镜头，就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

听到这儿，我立即把右手高高地举起。

彭老师把我叫起来：“你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