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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怕十三岁（第4页）

“我没问题。可你讲错了，”我郑重其事地宣布，“巴黎的巴士底狱早在二百来年前就让人民给拆了，拆得一块砖头都不剩……”

彭老师耸耸肩膀说：“是呀，那又怎么样呢？”

“你讲错了！”我怀着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大声地宣布说，“你说《双城记》有的镜头是在巴士底狱里拍的，这根本不可能。巴士底狱早就没有了，现在那地方是个广场，叫巴士底广场，广场当中有个高高的纪念碑，上头有个自由神的塑像，背上有一对翅膀……”

彭老师很狼狈。可他绷着脸瞪着我，不愿意当着全班同学认错。他想了想，敷衍地说：“巴士底狱拆没拆跟我们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们现在要弄清楚的是‘阴森’这个词的含义，而巴士底狱的景象确实最适合用‘阴森’这个词来形容……”

他挥手让我坐下。我没坐下，而是环视着全班同学说：“他讲得不对。巴士底狱肯定早就拆了。我爸爸的老同学马叔叔前些日子刚从巴黎回来，我当面听他讲过巴士底广场的来历。”

我的这种态度，以及班上大多数同学——包括一部分女生——对我的露骨钦佩，强烈地激怒了彭老师。他气得把讲台猛地一拍，冲着我怒吼起来：“罗世凯！你要干什么？究竟是你讲课，还是我讲课？”

嗬，给我来硬的，我才不怕呢！我从容不迫地对他说：“反正谁讲也不兴瞎讲，讲就要讲正确……”

彭老师气得眼珠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他气急败坏地伸直胳膊指指我，又指指门，命令说：“你不愿意听我的课，就请你出去！出去！”

要在小学，我非给这招吓哭不成。可现在我才不怕呢。出去？出去就出去！怎么着？

我冷笑着，毫不犹豫地离开座位，在同学们众目睽睽之下，晃着肩膀走出了教室，并且在一股我自己也弄不清的力量支使下，又一直走出了学校，当我稍微冷静一点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热闹的街头。

风吹着我的脸。我这才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发烫。我把双手插在裤兜里，挺着胸脯顺着人行道往前迈步。多数行人并不注意我，只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大小伙子用一种古怪的眼光望了我一阵，还有一个显然是农村来的背着一摞丝绵的半老头儿，斜着一对老鼠眼瞥了我好几眼……我心里只是暗笑。我理也不理他们，径自朝前走。我想那些编破电视剧的人物这下可有得瞎编了——我，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因为被老师轰出了课堂，流落街头，结果轻而易举地被教唆犯俘虏，从此堕落下去……自然，最后我经历一番坎坷，总算“浪子回头”，结尾是我又重新回到班上，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鼓掌欢迎，于是这时候唱起一首插曲，大概少不了还是请李谷一阿姨来唱，她用一种娇滴滴的气声演唱着：“回来吧，孩子！回来吧，孩子！你这迷路的孩子，快回到集体的怀抱……”于是镜头上是我的大特写，演我的演员因为哭不出来，导演拍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往他眼眶里点甘油……

“咳，什么呀——瞎编！真该给他们一个‘大哄子’！”我不禁笑出了声来，“我？我能因为让彭老师轰出来就变成小偷流氓吗？笑话！”

于是我刹住脚步。我决定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非常有意义的事。哼，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会堕落，反而会出乎他们意料地充分表现出我的优秀品质。

我应当做一件什么事呢？忽然，我想到了杨老师。杨老师正在住院，我应当去看望她！我不能空着手去，我要给她带去一样她特别高兴的东西！

想到这里，我便对身上的口袋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搜索，结果一共找到了八毛六分钱，这都是我从妈妈给我的零花钱里节省出来的。

手里攥着八毛六分钱，我沿着大街往前走，望着每一家路过的商店。我该给杨老师买样什么东西呢？吃的？用的？……啊，花木商店！对呀，买吃的，买用的，都不如给杨老师买一盆花儿！

我便到花木商店里，给杨老师用八毛钱买了一盆翠绿的文竹。

捧着那盆文竹，我来到杨老师住的那个医院。我跟班上的同学前些时候来医院看过她一次，那次她见到我非常高兴。这回她看到我捧着一盆文竹来看她，一定更加高兴。不过，她会不会问我：“你怎么这时候来？这时候不是该上课吗？”我怎么办呢？撒个小谎，还是干脆实说？……

可是到了医院住院部，人家根本不让我进去。原来那天全天都不让探视病人。有什么法子呢，我只能把文竹留给了他们，让他们转交给杨老师。人家问我：“你是他家什么人？”又跟我说可以随花盆送进个条子去，我只是说：“你们就把文竹先送给她吧。”我条子也没写，就离开医院了。

离开医院以后，我忽然无聊得要命。我有点后悔我花掉的那八毛钱，因为我来到了电影院门前，刚好有一场《疯狂的贵族》，爸爸往家里拿过这电影招待场的票，那时候我根本不想看，可现在我要能看上一场该多好呀——票房里的那个阿姨托着腮帮子发愣，有的是卖不出去的票，但我手里的包里只有六分钱了。唉，没法子，我只好在电影广告底下转悠了一圈，用五分钱买了一根巧克力冰棍，小口、小口地吮着，懒洋洋地继续朝前盲目地走去。

我真希望能遇上点什么奇迹，比如说，有个大流氓正欺侮一个小女孩，那么我一定立刻冲上去打抱不平；再比如说，忽然前面树根底下出现一个钱包，鼓鼓囊囊的，里头至少有一百块钱，还有工作证什么的，我立刻捡起来，并且奔跑着去交给警察叔叔……末后失主找来了，他感动得要命，抽出一张十元的钞票要酬劳我，我便高傲地说：“你要这么看待我，我就把你的钱包还扔回那树根底下去！”……可我又干吗非得扮演正面角色呢？我干吗不拣起一块石头，朝那药房的大玻璃窗扔过去？也许那样就会把我抓起来，关进拘留所，我都这么大了，尝尝拘留所的滋味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还有那信托商店的收购部，挂着好大的一块牌子：“谢绝参观”。凭什么“谢绝参观”？我干吗不勇敢地闯进去？人家轰我也不走，我就是要参观嘛！……喏，前头是一家储蓄所，究竟存钱是怎么一回事？干吗要给存钱的人利息呢？这不是鼓励不劳而获吗？我身上正好还有一分钱，一分钱给不给存？一个月给多少利息？……

可是到头来我既没遇上什么奇迹，也没真的胡来，我走进一座百货商场，很快便找到一件既能消耗我那多余时间和多余精力，又很有意义的事来做——我帮助清扫场地的那位师傅推着地刷来来去去，那地刷跟地面的接触宽度足有一米半还多，蘸了汽油，推着锯末往前那么一走，地面就变得干净极了，推把上还安装着一个铃铛，遇到有顾客挡路时，我们就按铃提醒他们。

那师傅有我帮忙，省劲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许多。当然，他问了我：“小同学，你们今天怎么不上课呀？”我就撒谎说：“昨天我们学校开运动会了，所以今天休息。”他表扬我说：“你昨天也有竞赛项目吧？瞧，累了一天，你也不歇着，还来义务劳动！”我随口说：“没事儿！我爱推铅球，帮您这么扫地，我胳膊不就长劲了吗？”

说实在的，我干得蛮快活。不知不觉就到了商店关门的时候了。我还要帮那师傅做最后的清扫，他无论如何不让了，说我该回家了，不然家里大人会着急的。临告别时，他一再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我挺不情愿地告诉了他。出了商店以后，我为这一点后悔了半天。

我溜溜达达地往家里去，心里很轻松。我觉得天边的晚霞像一团团粉红色的草莓冰激凌，而那些从电线杆上伸向马路当中的新型路灯，活像一把把可以用来吃那些冰激凌的大勺子。我把跟彭老师闹纠纷的事撇在了脑后，就仿佛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直到上了楼，来到我家住的单元门口时，我才感觉出今天毕竟有些异样。我家的门没有掩实。推门进去，耳边立即传来两个重叠的声音：一个是妈妈抽泣的声音，一个是吴校长劝慰的声音：“要知道，十三岁的确是个可怕的年龄。孩子在这一岁里生理上、心理上都发生着某种剧烈的震**，我们一定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他们和对待他们，尤其要避免从政治上、品德上去给他们生硬地下结论，而应当学习一点少年心理学，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引导他们逐渐地认识自己和约束自己，像关心他们的生理卫生一样，帮助他们搞好心理卫生……”

我站在过厅里，屏住气息听了听，说实在的，没有听懂，可我忽然非常感动。光吴校长讲话时那种声调就让我感动。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比我以往听到过的任何话语都更神秘……十三岁是可怕的！十三岁为什么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叫心理卫生啊？

爸爸最早听出了我的动静，他突然从里屋走出来，望着我，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他回来了。”爸爸向里屋的人们宣布说。

我随爸爸进了屋。

坐在沙发上的妈妈一看见我，竟然用手绢捂着鼻子，索性哭出声来，就因为我正好十三岁，她就怕成了那样吗？

只有吴校长表情很平静。他见了我点点头说：“正在说你呢。其实我知道，就是你说着反话的时候，跟老师和家长抬杠的时候，你的心眼也并不那么坏。你现在是不是挺喜欢照镜子的？”

我点点头：“喜欢。您怎么知道的？”

吴校长说：“因为我也有过十三岁。可是我跟好多好多的大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来了。还有一个十六岁。这是两个生理上、心理上震**得最厉害的关口。要学会像照镜子检查自己的容貌一样，经常地约束住自己的心理冲动。你听得懂我的话吗？”

我站在他们当中，对吴校长，也对爸爸妈妈和彭老师说：“我不大懂。不过，我可不怕十三岁！你们相信我吧，起码我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弄得你们一群大人都为我着急！”

妈妈发出一阵形容不出的声音，又像哭，又像笑……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