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最后一支飞镖
我们大院门外,有一棵老粗老大的槐树。夏天到了,满树的绿叶子当中,开出一层一层白里透着嫩黄的槐花,风儿吹过去,嗯,你皱着鼻子深吸一口气吧,一股子含着水汽的香味儿,能一直钻进你的心窝窝,别提有多舒服了!
这天放了学,顾不得把书包送回家,我、谭小波、高山菊,还有隔壁院比我们低一年级,外号叫“炒豆儿”的,就在这大槐树底下玩起来了。
你猜我们怎么玩?嘿,可真带劲——我们一人叠了支纸飞镖,轮流瞄准大槐树上的槐花,一、二、三!把飞镖用橡皮筋弹出去,看谁的飞镖能把槐花打下来——打下来的槐花,我们就叫它“伞兵”。
开头,我们分成两拨,进行“对抗赛”。谭小波和高山菊一头。说实在的,谭小波倒没啥威力,让人怵头的是高山菊——她的飞镖叠得棱是棱、角是角,还用一根曲别针,挺巧妙地别在飞镖尖上;瞧吧,又该她弹飞镖了,她晃晃小细辫儿,两脚轻轻蹦跶着,身子朝后一仰,右手随着腰上使出的劲儿,猛地朝上一弹,只见雪白的飞镖稳稳地朝一簇槐花射去——“叭!”谭小波刚叫出这么一嗓子,一些个槐花便落了下来。
真把我和“炒豆儿”气得肚皮里头咕咕叫!我都废了三张图画纸了,可叠出来的飞镖还是不灵,不是飞出去没有劲儿,就是东斜西晃不稳定;“炒豆儿”学着高山菊的样儿,也找了个曲别针别在他那支蓝色的飞镖头上,一边投一边嚷着:“嘿嘿,我的飞镖真叫帅!嘿嘿,我的飞镖真叫灵!”(他就是因为总喜欢哇啦哇啦嚷,跟在锅里炒豆儿似的让人耳朵不得闲,所以得了这么个外号。)可赛了半天,人家那头一共有三十四个“伞兵”飘下来,我们这头呢,才飘下九个……
玩了一阵,高山菊说:“撤退吧!还得做作业呢!”她从槐树根那儿拿走了她的书包,进院里去了。
又玩了一阵,谭小波说:“肚子饿了,还得帮我妈做饭呢。”他也从槐树根那儿拿走了书包,进院里去了。
我和“炒豆儿”接着玩。我又先后从图画本上撕下了三张纸,叠成了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飞镖;“战斗”的结果,是第四号栽进了路边的积水里,第五号飞进了对面的院墙内,第六号在我迎上去接住时,不小心撕破了翅膀——还玩不玩呢?我已经废了六张纸了,再撕,图画本就不像本子啦!
“炒豆儿”像是看出了我的心思,他跳着脚在我身旁转圈儿,尖声唱着“蓬蓬蓬,爆炸了!叭叭叭,中弹啦!嗷嗷嗷,害怕啦!……”
“我才没害怕呢!”气得我一跺脚,从书包里拽出图画本——刺啦——又撕下一张纸来。
我的这支新飞镖可争气啦,赛了几回,我降下的“伞兵”就到四十一这个数了,只比“炒豆儿”少三个。
正玩着呢,一只大手拍在我肩膀上,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宋大哥。
宋大哥住在胡同中间,离我们院有七个门。他是南城一个工厂的吊车工,皮肤黑黑的,膀大腰圆,头年区里职工业余摔跤比赛,他得过第二名;胡同里的男孩子,谁不佩服他呀!
我和“炒豆儿”立刻黏住了宋大哥,“炒豆儿”搂住了宋大哥的粗胳膊,宋大哥轻轻一抬胳膊,“炒豆儿”就悬空了,他使劲乱踢着双脚,高兴地嚷了起来:“坐飞机啰!坐飞机啰!”
宋大哥一只胳膊上吊着“炒豆儿”,另一只胳膊还扶着自行车呢。我跳到自行车座子上坐着,问:“宋大哥,有什么战斗任务,下命令吧!”
宋大哥把“炒豆儿”降落到地上,腾出左手,从衬衣胸兜里掏出张叠了两叠的纸来,递到我手中说:“‘鸡毛信’!方大姐让我捎给方大伯的,你快送进去吧!”
方伯伯住在我们后院,前头跟你讲过,他双腿残废,是个退休工人。方大姐是他的大女儿,跟宋大哥一个厂,是个技术员,都结了婚,有小娃娃了,住在三门大街新修的十二层高楼的九楼上头。方大姐每星期四休息,每星期三晚上,方伯伯都要驾着手摇自动车椅,到方大姐那儿去,第二天玩一天,第三天早上再回来;当然,方伯伯上九楼不用担心——有电梯呢!
宋大哥给我交代完任务,伸过粗大的食指刮刮我鼻子说:“别傻玩了,送完信,好好做功课!”
我跳下自行车,脚后跟使劲一并,行了个军礼说:“保证完成任务!”
可是,宋大哥刚骑上自行车走开,“炒豆儿”就拉住我说:“嘿,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我摸摸后脑勺,狠狠地把下巴一点说:“成!最后一盘就最后一盘!”
唉!这一盘我又失败了,“炒豆儿”的“伞兵”增加到了四十九个,我呢,一个也没降下来。还是四十一个!
那不成,我可不乐意输了散。接碴儿玩!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时有下班的大人走进院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