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扔下大槐树底下的“房子”,我们立即出发去北京站了。
我们下电车的时候,恰好是五点半,钟楼的大钟正发出悠扬的钟声。
穿过车站广场上熙攘的人群,我们进入了车站高大堂皇的正厅。值勤的叔叔告诉我们,接从河南来的那趟车的旅客,要先买月台票,然后从东边的地道走到月台上去;时间已经不多,我们可得抓紧!
当我们拿着月台票穿地道去月台时,“炒豆儿”两手勾在一起,表示是架机关枪,嘴里“嗒嗒嗒嗒”地发出机关枪的射击声,躬着身子,在地道里跑起了“8”字……结果,当我们登到月台上时,“炒豆儿”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火车到站了!我问高山菊和谭小波:“咱们没见过这个姥姥,可怎么接呢?”
谭小波出主意说:“咱们别着急。等下车的人都走光了,剩下一位东张西望直发愁的老大娘,那准就是了!”
火车停稳以后,旅客们纷纷下车了,接客的人们不时发出欢呼声,迎上前去。
可是,月台上的人几乎都走光了,运行李的电瓶车从我们身旁驶过,我们仔细地朝月台前后望去,却并没有发现一位东张西望直发愁的老大娘……这是怎么回事呢?
穿过地道往出站口走的时候,我们仨心里别提多难过,就像我们丢失了亲姥姥似的,喉咙那儿堵得慌。
刚走到出站口的门厅,忽然,我们听到了从嵌在墙上的暗喇叭里传出来的广播声:“……请袁远近、高山菊、谭小波三位小朋友,赶快到广播室来接你们的同学王建国……”
嗨,河南来的姥姥没接着,反倒接着“炒豆儿”!
我们跑到广播室时,“炒豆儿”正坐在沙发上看小人书呢,瞧他美的……不过,嗯,我可看出来了,他脸上有眼泪画出来的道道。
我们仨一叠声地埋怨他,这回“炒豆儿”老实了,他低着头,看着脚尖走路,一声不吭。
我们走到了北京站前的广场中央,一位脸颊黑红、浓眉大眼的解放军叔叔走到我们身边,用南方口音问:“小朋友,你们知道去新开胡同坐什么车吗?”
“新开胡同’!”我们简直是一齐蹦了起来,怎么今天净是巧事儿?
“叔叔,北京有好多个新开胡同呢,您要去哪个新开胡同呀?”高山菊仰起脸,兴奋地问。
“这——”解放军叔叔为难地微笑了,“我是要送……我外婆去新开胡同,我还是再问问她吧……”
外婆?哈,南方人叫外婆,我们北方人不就该叫姥姥吗?
解放军叔叔没注意到我们惊奇的表情,他转身朝柱子那里走去,啊,在柱子旁边,一位老大娘,头上包着白毛巾,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一旁搁着好大一个藤筐,另一旁搁着好大一个黑布包袱……
高山菊头一个冲了过去,她掏出“炒豆儿”收到的信,递到那老大娘手里,大声地问:“姥姥,这信是您寄的吧?”
那姥姥和解放军叔叔都大吃一惊。姥姥仔细看了看信封,满脸的皱纹都抖动起来,连连说:“中呀,中呀,这是俺让小董写的信呀……”
你当然能猜出来,解放军叔叔是在火车上同姥姥认识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确定该把姥姥送往哪一个新开胡同了。还好,这位姥姥五年前来过一次北京,她记得那个新开胡同离北海公园不远……
我们簇拥着姥姥登上路过北海公园的无轨电车时,我们四个小朋友和一位解放军叔叔全都“姥姥”、“外婆”地叫着,售票员阿姨不由得惊讶地说:“嗬,这位老大娘,有这么多个外孙……”
我大声地回答她说:“可不,她是我们大家的姥姥!”
……当我们四个伙伴回到我们那条新开胡同时,晚霞已经不那么亮了,真像一些快要谢掉的紫玫瑰花瓣。
别的没啥好讲的了,单告诉你这么个小镜头吧:第二天傍晚,妈妈下班一进屋,就举着一样东西,笑吟吟地递给了我……那原本是只有我语文考了一百分,才能得到的,哈,你猜着是什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