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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2页）

求职者、加班者、处理劳动纠纷的人他们也都有工作记录，

可他们的疲惫，并不会出现在就业率里，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些现象长期存在，却始终不被当成问题。

因为从宏观视角看系统是运转良好的。

演员行业有产出，城市在增长，内容持续被生产。

个体的困顿，被稀释进了整体曲线里。而且还有更隐蔽的一层。陈绍宁意识到，这些原因之所以看不到，并不只是技术问题。

还有一种叙事选择。

在曾经的某个时代，成功案例被不断放大，失败路径则被解释为个人问题。

如果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不够红；如果你被拖欠，是因为你不够重要；如果你节衣缩食，是因为你规划不当。

这种解释方式把一切问题，都只推回到个体身上，于是人们开始用极端案例来反驳整体问题。

“也有人过得很好。”

“头部演员收入很高。”

“你不能因为个别情况否定整个行业。”

这些话在逻辑上成立。

可在现实中，它们遮蔽了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所有人，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苦难，生活的苦难或者工作的困难被克服了，并不值得被歌颂。

那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被迫的自我保护。

发现为什么还有这些苦难，并且努力把这些苦难消除掉才是应该去做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有人必须这样做，才能勉强站在原地？

她继续翻阅资料。

平台分账规则，项目结算周期，风险共担的行业条款。

这些条款在文本里看起来极其合理。

风险共担意味着共同承担不确定性；灵活用工意味着提高效率。可当这些规则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时，它们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风险被下沉到最弱的一端；灵活意味着随时可被替换。

而这些细节很少被写进行业概况，因为它们太具体了。具体到无法被概括，具体到会引发责任问题。

看见是有代价的。

修改被看见的内容也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

相比之下把问题归为个人选择要轻松得多。

陈绍宁关掉数据库，屏幕暗下来的那一刻，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

她终于明白，历史教材为什么会在旧蓝星时代反复强调结构性死亡，大概就是系统在统计意义上是成功的，却在生活层面持续制造沉默的消耗。

孟余只是其中一个。

那些在数据里消失的人才是大多数。

她站在房间里，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如果只相信宏观数据，就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看起来不错的时代里，感到无法呼吸。

而她继续观察下去的理由，也在这一刻变得清晰起来。

“但是…演员的收入总是比其他行业高很多，但是演员又好像是一切难说之事的表象。难说的事情也太多了，在旧蓝星时代之前就一直存在。”

陈绍宁自言自语着，她甚至在想，或许她生存的时代没有一模一样的难说之事，但或许会诞生什么新的难说之事。

那等她死亡后的几百几千年之后，是不是也有人会观测她的时代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可能我也会被观测？”

陈绍宁想到这，倒是先把数据库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