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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第1页）

第八章中国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

梁思成加入了中国营造学社，还成为了社中的顶梁柱。一年后，建筑学家刘敦桢的加入，更是将学社的事业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刘敦桢，字士能，号大壮室主人。早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曾先后在苏州工业学校建筑科和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任教，在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和建筑史研究领域建树颇多。

为了能专心致志的研究中国古建筑，刘敦桢毅然辞去了在中央大学的教学工作和建筑师事务所收入较丰的兼职，举家迁居北京。共同的志趣使刘敦桢和梁思成成为生活中的挚友、事业上的伙伴，他们密切协作，相得益彰，在古建筑调査与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

在梁思成提出的“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的宗旨下，从1932年至1937年，学社成员先后调查过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浙江、山东等省，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详细测绘的建筑有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随着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一座座隐于荒野的古建筑挥去了岁月的风尘，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令世界都为之震惊。然而，在辉煌的成绩背后，却是无法想象的艰辛。

1932年，《清式营造则例》出版后，梁思成认为对清代建筑的研究可以暂时告一段落，继而准备着手研究明清以前的古建筑，但是当时社会信息闭塞，资料严重匮乏，营造社的学者们甚至找不到一份古建筑的简单介绍，哪怕是只言片语，那么，那些中国大地上尚存的古建筑瑰宝会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一首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儿歌启发了梁思成。儿歌是这样唱的：“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这首儿歌说的正是华北的四大名胜。其中正定菩萨所在的隆兴寺，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伽蓝之一，离北平较近，因此成为梁思成的第一选择。

然而，就在梁思成为前往河北正定做准备时，好朋友杨廷宝带来的一个消息，改变了他的决定。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杨廷宝是这样说的：“那天，我刚好去北京鼓楼，现在是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古怪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

听到这个消息，梁思成敏锐的意识到那应该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建筑物。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立即驱车前往鼓楼，当他从照片里看到那座造型独特，浸透着历史深邃感的照片时，立刻不假思索地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决定首先前往蓟县。

鉴于当时的学社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测绘队伍，梁思成只好请他在南开大学学习的弟弟梁思达同行。

对于自己的首次野外考察，梁思成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那辆在美国大概早就被当成废铁卖掉的老破车，还在北京和那座小城之间定期或不如说是无定时地行驶着。出了北京城东门几英里，我们来到箭竿河。旱季，它的主流只剩下不到30英尺，但是两岸之间的细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在借助渡船渡过河水后，这辆公共汽车在松软的沙土中寸步难移。我们这些乘客得帮忙把这老古董一直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就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在别的难走的地方，我们还得多次下车。为了这50英里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使人感到兴奋和有趣。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独乐寺观音阁高耸于城墙之上，老远就可以看到。从远处，人们可以看岀这是一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眼看到了一座如此古老、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殿宇。”

六十年后梁思达的回忆也从侧面印证了旅途的艰辛，他说“二哥去蓟县测绘独乐寺时，我参加了。记得是在1932年南大放春假期间，二哥问我愿不愿一起去蓟县走一趟，我非常高兴地随他一起去了……从北京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大家都来到东直门外长途汽车站，挤上了已塞得很满的车厢，车顶上捆扎着不少行李物件。那时的道路大都是铺垫着碎石子的土公路，缺少像样的桥梁，当穿过遍布鹅卵石和细沙的旱河时，行车艰难，乘客还得下车步行一段，遇到泥泞的地方，大家还得下车推车。到达蓟县，已是黄昏时节了。就这样一批'土地爷’下车了，还得先互相抽打一顿，拍去身上的浮土，才能进屋。一家地处独乐寺对门的小店，就成了我们的驻地。我这‘外行’，只参加了一小部分工作。主要和邵力工邵先生，一起丈量独乐寺的山门。我爬上山门当中的门头去量尺寸，邵先生在下面把我报的数字记录下来，每个斗拱的尺寸，都必须量准记清，学社的人当然任务更重更忙。那次我度过了一个繁忙、紧张又愉快的‘春假’，二哥和学社工作人员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注重科学的工作精神与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经过长途跋涉，梁思成带领着弟弟和营造社的学者们终于抵达了独乐寺。

独乐寺，又称大佛寺，位于中国天津市蓟州区西大街，是中国仅存的三大辽代寺院之一，也是中国现存著名的古代建筑之一。寺内保存最古老的两座建筑物，一是前面的山门，二是高达23米的观音阁，这两座建筑物被公认为是辽代建筑的重要代表。其中，观音阁上悬挂的匾额乃唐代李白所写。

关于独乐寺寺名的由来有三种说法。其一，因观音塑像内部支架是一棵参天而立的大杜梨树，以“杜梨”的谐音而取名；其二，佛家清心寡欲，恪守戒律，独以普度众生为乐，故名独乐寺；其三，独乐寺为安禄山起兵叛唐誓师之地。独乐之名，亦安禄山所命，因安禄山思独乐而不与民同乐，故而命名。其中第三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独乐寺是吉祥、幸福的象征，所以明清之交改朝换代时，蓟城虽然惨遭三次屠城，但全城人民却聚集在独乐寺门前，抵死保护，最终使独乐寺得以幸免于难。到了清代，独乐寺更是成为皇家禁地，平民百姓不得入内。

梁思成用借来的野外考察仪器开始了对独乐寺的研究，他登顶攀檐，记下各部位的特征，丈量每个斗拱的尺寸，绘制了外形与内部结构的全套图纸，还拍摄了大量照片，访问当地的老人。

调查的结果为梁思成打开了了解宋代建筑的大门，也让他对《营造法式》有了更深的理解。

回到北京，依据调查测绘的资料，梁思成在林徽因协助下，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独乐寺专号”。该文共4000多字，全面介绍独乐寺，并提出应如何保护的问题。

梁思成称：“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调查报告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震惊。不仅因为独乐寺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而且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分析古建筑的调査报告，梁思成通过实物精密测绘与《营造法式》的相互印证，初步探明了宋辽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堪称在这方面是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

对此，有文章评价说：梁思成的“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