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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死一线（第1页）

第十一章生死一线

1933年上半年，梁思成带队前往河北正定县考察了诸多古建筑，下半年，他们又奔赴山西大同进行调查。

古老的大同是南北朝时的佛教艺术中心，辽金两代的陪都。它有着两个重要的辽代寺庙群，一个是华严寺，一个是善化寺。

1933年9月，梁思成带领队员抵达大同先考察了华严寺。华严寺是少见的坐西朝东的规制，据说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故而奉东方为上方。寺中的大雄宝殿是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古代木建筑中体型最大的木殿，殿内还有优美的辽代塑像。而薄伽教藏殿是在公元1038年建成的一座佛经图书馆，里面有一整排制作精巧的书橱壁藏，业内叫做“小木作”，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书柜，也是国内唯一的孤品，用于存放经书。

从华严寺出来，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城南的善化寺。善化寺是在公元11世纪中叶到12世纪中叶建成的，至今还保存着四座主要建筑和五座次要建筑，而殿内二十四尊栩栩如生的诸天造像令梁思成发出：“雕塑甚精美，姿态神情，各尽其妙”的感叹。

梁思成虽然在大同市内仅仅停留了几天，却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华严寺、善化寺因他们的调查而闻名于世，于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得以保存至今。

离开市区，梁思成又来到了大同郊区的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中国众多石窟中唯一一座由皇家主持建造的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在我国佛教史及艺术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许是因为云冈石窟没有文字，所以在偏重碑拓文字的中国金石学界没有引起重视，被淹没于历史中长达千年之久。

国际学界曾经流行一种说法——“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这是因为1902年，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走进云冈，先是撰写了《云冈旅行记》，随后于1906年发表了《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和《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这些文章犹如学术炸弹，立刻震动和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国内外不少专家都慕名而来，对云冈石窟作了系统的调査介绍。

关于国内对云冈的研究，最早的是陈垣先生。他于1918年考察云冈石窟，1919年发表了《记大同武周山石窟寺》，从史料学角度，对云冈石窟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而影响较为深远的，还是梁思成带队进行的这次调查。

1933年9月，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的精锐部队来到云冈石窟，对石窟中的建筑作了系统的研究。那时候的云冈人迹罕至，空旷的山崖上，只有一座又一座的石窟；路况也非常差，只能用骡车代步，颠簸于倾斜的石面上。

据说抵达云冈石窟后，梁思成等人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最后就挤在一间没有门窗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废弃农舍里，晚上特别冷的时候，就盖着报纸取暖。至于吃的，更是简陋得可怜，只有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连咸菜都是非常宝贵的。

这些困难没有吓到梁思成，相反他和队员们都沉浸在云冈石窟那伟大的艺术成就中，流连忘返。

在经过详细的调查后，梁思成等人刊发了《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厘定了云冈诸窟的名称，讨论了云冈飞仙的雕刻，分析了云冈石窟表现的建筑形式和窟前的附属建筑，第一次从建筑角度研究了云冈石窟的价值。文中说：“这灵岩石窟更是后魏艺术之精华——中国美术史上一个极重要时期中难得的大宗实物遗证。”

这次云冈之行，让梁思成感触良多，后来他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完成大同云冈的工作后，梁思成等人便骑着毛驴向应县出发，那里有四大胜迹之一的应州塔。

其实，早在1933年初步确定山西大同考察的计划之后，应县木塔便成了梁思成行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可是他翻遍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应县的资料，都找不到一张应县木塔的图片。因此，他无法确定木塔是否还在。于是梁思成想了个聪明的办法，他给应县写了封信，信封上的收信人写着“山西应县最高等照像馆”。没想到的是，投石问路还真见了效，应县白云斋照相馆给他寄了封回信，按他的要求，附上应县木塔的照片。当梁思成看到这张照片时欣喜若狂，当即拍板把它列入大同行程的计划内。

应县木塔全称佛宫寺释迦塔，建于公元1056年，与现在意大利比萨斜塔、巴黎埃菲尔铁塔并称“世界三大奇塔”，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最高大的木塔，塔高67米，分为五层，加上四层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九层重叠式的木框架结构，全部用传统的柱梁、斗拱层层叠上而建成的。建成后的九百年中，木塔历经了无数次雷击、地震以及炮火的袭击都屹立不倒，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国宝。

为了研究应县木塔，梁思成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林徽因对此感受颇深，她说：“思成自从知道了有这塔起，对于这塔的关心，几乎超过他自己的日常生活。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去上应县不应该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忍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最难受的一点是他根本还没有看见过这塔的样子，连一张模糊的相片，或翻印都没有见到！”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3年9月17日傍晚，梁思成终于亲眼看到了这座向往已久的木塔。在给林徽因的信中，他激动地说：“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回想在大同善化寺暮色里面向着塑像瞠目咋舌的情形，使我愉快得不愿忘记那一刹那人生稀有的，由审美本能所触发的锐感。尤其是同几个兴趣同样的人，在同一个时候浸在那锐感里边。士能忘情时那句‘如果元明以后有此精品，我的刘字倒挂起来了’，我时常还听得见……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梁思成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应县木塔有更细致的描写，他说：“当我们到达离城大约还有5英里的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在我前方路差不多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那是在附近的群山环抱中一座红白相间的宝塔映照着金色的落日。当我们到达这座有城墙的城市时天已黑了，这是在盐碱地上一个贫穷的城镇，城圈里只有几百家土房子和几十棵树。但它自夸拥有中国至今仅存的木塔……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俯视着城市。但在它的最上一层的南面可以看见一盏灯，在周遭的黑暗中一个亮点。后来我弄清了，这就是那900年来日日夜夜点燃的‘万年灯'。”

兴奋之余，梁思成立即带领莫宗江等学社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测绘工作。拍照片，量平面、斗拱和断面，再到测量各檐高度和塔刹，梁思成他们几乎完全沉浸在这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之中。多年后，莫宗江回忆说：“我们把塔身全部构件都测量完了后，余下的就是塔刹的尺寸了。但是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大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酉，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作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上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下去却是糟朽的。这座九百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于是我也相随着攀了上去，这才成功地把塔刹的各部尺寸及作法测绘下来。”

梁思成给塔照了照片，非常精细地测量了各层的平面，测量了三四十种不同的斗拱，做了塔的断面图，他还不顾危险攀到塔顶测量塔顶的高度，然后绘制楼梯、栏杆、格扇的图样，用仪器测量了各槐的高度和塔刹，最后还要抄录寺中的碑文。在这过程中，梁思成却险些丧命，对于这段经历，梁思成写道：“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没有注意到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200英尺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无法想象，如果失去了梁思成，这对中国的建筑史将是多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