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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流亡之路

山西五台山的考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北部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随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梁思成等人急忙绕道平绥线回到北平。

回到北平后，军队已经在他们家的胡同口挖了战壕，政府机关也已经开始疏散，撤退。梁思成和刘敦桢曾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吁书上签过名，自然不能留在沦陷区。所以，学社决定暂时解散。

梁思成担心学社历积累的大量调査资料、测稿、图板及照像图片等会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于是决定把这些资料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然而，就在他处理营造学社的这些事务时，却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为“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

原来，随着梁思成野外调查不断获得的惊人发现，以及一系列高水准调查报告的发表，早已奠定了他在中国建筑学界执牛耳者的地位，被日本人列为重点关注的中国学者。

这时，由于政府的不抵抗，北平已经沦陷了，如果不想当汉奸，就必须离开。于是，在一个天色朦胧的清晨，梁思成和林徽因叫醒还睡得迷迷糊糊的两个孩子，搀扶着行动不便的老娘，离开家门登上了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

他们扶老携幼，身背行囊，在从北京到长沙数千里路的流亡途中，遭遇了无数的痛苦和磨难，这一点从梁再冰的回忆中可以窥见一二。

梁再冰说：“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带领我们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这是一所灰砖楼房，房东就住在楼下，后面有一个狭窄阴暗的天井。这同我们在北平住的那个院子中有丁香花的四合院相比，差别自然很大。父亲和母亲立即开始学习烧饭洗衣等家务劳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毫不在意，而是带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种变化的。使我更难忘记的是父亲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情景。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成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一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机来轰炸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父亲竞以为是中国飞机来了，用手遮额跑到阳台上去看，直到炸弹在他眼前落地起火才跑入房中抱起了八岁的我，而母亲则抱起五岁的弟弟，并搀扶着外婆下楼。这时门窗已震垮，到处是玻璃碎片。我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第二批炸弹落下，墙上砖头向外飞出，妈妈被震下几个阶梯，落到院中。等我们出门跑到大街上时，飞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来，父亲这时估计我们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但这批炸弹竟没有爆炸。

当晚，我们无家可归。张奚若伯伯把他们租来的两间屋子让了一间给我们，他们全家五口则挤在另一间里。我们的东西后来都是从泥土瓦砾中掘出来的。

在这次轰炸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长沙前往昆明。父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去昆明的。当时同路没有任何熟人，一家人颇有孤单之感。但是，父亲并没有丝毫犹豫。

我们是坐公共汽车走的。开始几天还比较顺利，湘西群山风景如画，常德、沅陵一带的山光水色和黄果树的大瀑布都很引人入胜。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父亲很快地就把铺盖卷打起来了，晚上汽车到站后他立即同妈妈一起飞奔着去找那些小客店，让我们坐在行李上照顾晕车的外婆。

在离开北平前，父亲就常常背痛，医生诊断他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眷骨。在旅途中这当然加重了他的负担，但父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

当我们经过湘跨交界的晃县时，母亲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至四十度。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肺炎是很可怕的病。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拥挤而阴暗。但父亲并不气馁，他找到同车一位留学日本又识得中草药的女医生，请她替母亲治疗，根据她开的处方给母亲煎中药服用，使母亲在两周后退了烧。每天下午，他还带弟弟和我到小河边去“打水漂”，我记得他投掷的石子总是飞得很远，有时能跳跃一、二十下。晚上他教我们看地图，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走过的路，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沿途许多地名。

后来的旅途中，汽车经常“拋锚”。有一次，车开到一个地势险峻的大山顶上后，突然站住不动了。当时已是十二月份，气候很冷而且天色已晚。大病初愈的母亲快冻僵了。听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抢汽车，乘客们都很害怕。父亲会开车也会修车，就同司机一起研究车子出了什么毛病，并根据经验把他的手帕放入油箱，发现油已用光。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巴店，怎么办呢？他只好同乘客们一起推着车慢慢走，突然有个村庄奇迹般地出现在路旁，使我们当晚免于露宿在荒山野岭上。

旅途无疑是辛苦的，但是梁思成坚强乐观的精神鼓舞着家人，最终平安脱险。

历尽39天，1938年1月中旬，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第二次流亡的目的地——昆明。但是，过度的劳累不仅使梁思成的背脊椎关节炎症复发，还引发了牙周炎，最后只能将牙齿全部拔掉，这让他更加疼痛难忍，为了分散注意力，他竟然学会了缝补破旧的袜子。

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待病情稍稍好转，梁思成便为两件事奔波忙碌起来。一是和林徽因一起受聘担任西南联大的校舍顾问，并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二是积极恢复中国营造学社。

对于梁思成这样优秀的建筑学家来说，设计大学校舍本来易如反掌，但是这次他却遇到了空前考验，因为西南联大的经费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建造现代化的校舍，所以他不得不把设计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最终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

当他们将设计方案修改了五遍后，竟被校方告之，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师和校长办公室的屋顶可以使用铁皮外，其他建筑物一律以茅草覆顶，换句话说，绝大部分校舍最终都要建成茅草屋。不仅如此，土坯墙也得改为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也必须再次削减。闻听此言，一向斯文儒雅的梁思成再也克制不住情绪，怒气冲冲地冲着自己敬爱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一通大吼，他说：“一个普通农民都能盖茅草房，请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然而发泄完情绪后，梁思成却后悔了，因为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学家，难道梅贻琦就不希望建设现代化的校舍吗？难道他就愿意将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建设成茅草屋大学吗？当然不是，但是国难当头，全民抗战，学校能够维持运行已属万幸，哪里有多余的经费从事基本建设！

为了弥补对恩师的愧疚，梁思成默默拿起设计方案继续修改，直到校方有能力实施为止。

在设计校舍的同时，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成员也陆续来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