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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苦中作乐

以梁思成为首的中国营造学社西南分队在昆明成立起来，并随即开始了对西南地区古建筑的全面调査。其实说是分队，实际上也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六人。

1938年10月至11月，他们在昆明城内外进行实地测绘，先后调查了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寺塔、西寺塔、真庆观、筑竹寺等50多处古建筑。而到了年底，他们又奔赴楚雄、大理、丽江一带，对140多处古建筑开展调查测绘，这些成果填补了梁思成正在撰写的《中国建筑史》空白，后被收录于《中国古建筑图典》之中。

在梁思成等人的研究工作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为了使工作能顺利进行，他们不得不和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协商，借用对方的图书设备，也因此成为史语所的附属。

1939年初，日军开始频频轰炸昆明，史语所为了躲避敌机轰炸疏散到昆明郊区的龙泉镇龙头村。梁思成等人为了阅读资料方便，也只好迁到龙头村，在一所名叫“兴国庵”的庵堂内暂时安顿了下来。

兴国庵占地10亩，房舍简陋狭窄，梁思成将工作室设置在供奉菩萨的大殿内，屋顶没有吊灯，只能靠窗户透进来的自然光线来采光。而所谓的窗户，也没有窗页，空空的，只有横七竖八的几根铁丝。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梁思成等人却凭着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将中国古建筑研究事业再一次推向了一个巅峰。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成员又对四川、西康地区40个县的古建筑开展了野外普查，共发现古建筑、摩崖、崖墓、石刻、汉阙等730多处。

调査工作多在山区中进行，马队和双人抬的滑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如果运气好，偶尔也能拦截到一辆军用卡车，载他们一程。不过比起路途艰险，更令他们恐惧的是云南的密林中，蚊虫很多，稍有不慎就会感染疟疾。为了防止疾病，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打一大盆水，然后脱了鞋袜站在水中抖动衣裤，不一会儿就能看到水面上浮着一层跳蚤。

西南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封建势力也很强大，30年代买卖人口非常常见，而且有普遍的吸毒现象。在华北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才吸毒，而西南地区却有相当一部分贫苦的劳动者也吸毒。梁思成在旅途中常常看到种植罂粟花的大片土地。那些脚夫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白天卖了一天苦力，晚上往往就把当天的收入买了鸦片，在街头找个角落一躺，蒙上毡斗篷，躲在里面吸，看了真叫人心酸。

然而，这些“叫人心酸”的脚夫们自己却活得很是风趣有味，梁思成后来曾回忆说：在旅途中很少听到抬滑竿的轿夫们用普通的语言对话，他们几乎都是岀口成章。两人抬滑竿，后面的人看不见路，所以前后两人要很好地配合。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莺子飞”，后面的立刻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很多是用石板铺筑的，时间久了，石板活动了，不小心会踩滑摔跤，或把石缝中的泥浆溅到身上，这时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后面的人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jou）”，诸如此类的对话不胜枚举。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就说‘左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诸如此类，梁思成在考察途中搜集了许多，也算是一份快乐。

以往，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展的古建筑调查主要偏重于皇家宫殿、官府衙署和寺庙道观等，如今得以与贫苦民众广泛接触，在接触中，他们对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调查。

昆明的民居虽然不像井干式民居那样为全国罕见，也不似丽江、大理民居那样美观和富有变化，但也是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融的结晶，有着鲜明的地理和民俗特色及独特的文化个性。它们多采用对称布局，平面略近“万”形，俗称“一颗印”。其建筑方向因地势关系，随宜选择，颇为自由，不过朝向正南者极为少见。据考察，这是因云南距赤道较近，如果主要房屋采取正南向，则夏至前后几乎没有阳光射入室内，冬至前后亦不过北平同样建筑的五分之二。

在当地大量“一颗印”的民居建筑中，有一幢住宅极为特殊，说它特殊，不仅因为其外观和内部的简朴明显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生中唯一亲手所建的自用住房。

住房选址在村边靠近金汁河埂的一片空地里，这里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了松树，景色就像一幅优美的古画。但是要搭建起一所住房，却使他们耗尽所有的积蓄，“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还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工和泥瓦匠。好在结果令人欣慰，建成后的住宅大约有80平方米，三间住房坐西向东，两间附属用房则坐东向西，中间隔有一条通道，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庭院。从外观上看，为了具有良好的采光，房屋窗户的面积要比当地民居的窗户大得多，而采用斜线交叉木条构成的一个个菱形窗棋，则又显得简洁而古朴；在房屋的内部，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在客厅里竟然还设计有一个壁炉，且将三间住房内全部安装上了木地板，这都是附近居民中所绝对没有的。

住进新居，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情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终于有了一处遮风避雨的居所；忧在因为建房，他们的生活完全沦落到了贫民境地。对此，费慰梅曾这样记述梁思成全家当时的生活状况：“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第一样买回的物品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有近一米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刚开张时，妇女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只三条腿的火盆上动手，火盆的顶部离厨房的泥地不过四五十厘米，只能支一口锅。燃料用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火必须扇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若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是家中的宝贝。除此，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迢迢跋涉到村里去买那些买得起的食物带回家，而且还得天天去，因为根本没有冷藏这回事，连想都别想。当然没有电话或交通工具。天黑了点菜籽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一黑就睡觉。孩子的衣服穿破了或穿不下，不知如何是好。布，几乎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尽管经济状况日渐窘迫，甚至生计都难以维持，但一有机会，梁思成夫妇和那些逃亡至此的新老朋友们还是喜欢以茶会的方式相聚。比如金岳霖、李济、钱端升等，都是梁家茶话会上的常客。只是，对祖国命运的忧虑重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以至于再难听到他们开心的笑声。

1940年11月，由于日机对昆明的轰炸加剧，梁思成夫妇不得不告别诸多老友，离开了建成后仅仅住了8个月的居所，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重庆西边、长江南岸一个远离机关、远离大城市的小镇李庄，开始了又一段艰难困苦的流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