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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重返清华（第1页）

第十七章重返清华

流亡西南的艰苦岁月即将过去，新的生活即将开始，梁思成和他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重要抉择。

因为经费来源完全断绝，中国营造学社已经无力组织野外古建筑的调查，而且随着刘敦桢和陈达明等人相继离开，学社的力量又被大大削弱，虽然在梁思成的苦苦坚持和努力下，学社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也难以继续昔日的辉煌。所以，对于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来说，此时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将学社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继续从事古建筑研究；二是另辟新径，从事现代建筑学教育工作，为百废待兴的战后中国培养急需的建筑人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梁思成在反复思索后选择了后者。

其实在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在李庄时就提笔给自己的老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清华大学尽快增设建筑学院。这一建议颇受梅贻琦的赞赏，他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于1946年设立清华大学建筑系，并聘任梁思成为首任系主任，担当筹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重任。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随之结束，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也一同转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

为支持他们继续开展古建筑勘察研究工作，经梁思成、朱启铃与梅贻琦协商，清华大学设立建筑系的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中国建筑研究所，编制也在建筑系，但与建筑系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这样，中国营造学社虽然在形式上不复存在，但就其实质而言，薪火传承，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光大。

八年抗战使得中国学术界基本同世界隔绝。为扶持战后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发展，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选派梁思成去美国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几乎与此同时，由于梁思成在建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他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和关注，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向他发出邀请，请讲学及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不过，在出发前，梁思成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聘请教员。

对此，最先接受聘请的吴良镛先生曾这样回忆说：“我和梁思成之间早有约定，1945年初春，我从云南滇缅边境回到重庆，当时主持‘战后文物保存委员会’的梁思成先生正在重庆，他托人带信给我去帮他画图。直到8月15日日本投降，机构撤了，我才离开。又过了两个月、接到梁的信，告诉我清华要办建筑系，让我去看他，他家刚从李庄搬到重庆……于是我和梁先生便顺着走到一个四壁空空，连坐凳也没有的空房间，梁先生站着告诉我，为了战后的复兴，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批准成立清华建筑系。当前建筑教育太保守，他将去欧美考察，希望我能在新办的系里任助教，共同创业，等等。由于此前与梁有过一段愉快的共处，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见，我做出一个抉择，从此定下了我一生的道路。”

说是人生的重大选择也不为过，后来梁思成从美国归来，极力推荐吴良镛前往美国跟随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大师萨里宁学习，从而有了他日后两院院士的辉煌。对此，吴良镛先生深怀感激地说：“某次系务会议之后，梁先生告诉我，他离美前参观了萨里宁主持的匡溪艺院，那里艺术环境很好，可同时学习建筑与规划，很适合你，并且萨里宁已七八十岁了，跟他学要赶快，否则就来不及了。后来梁先生为我写好了给萨里宁的推荐信，林先生一看，说：‘对良镭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于是动手就改。一封推荐信竟然有两位大师拟稿，我理解他们对我寄望之殷，送我出国之情之深。只恨当时慌慌张张，竟没有把它抄下来，事后想起来成为莫大的遗憾。”

除了吴良镛先生，梁思成还先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聘请了高庄、程应检、汪国瑜、朱畅中、郑孝燮、胡允敬和美术家李宗津等等，他们都为初创的清华建筑系做岀了自己的贡献。不过，对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初创时费心力最多的当属林徽因，对此，吴良镭先生在《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一文中追忆道：

林徽因虽然经常卧病在床，却能运筹帷幄，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的难题。例如，学校最初分配我住工字厅，与一位外文系的讲师合住，别人感到不方便，林先生知道了，说那好办，金岳霖先生在工字厅海棠西院有一间朝南房，有配套的家具，房子正空着，你去住好了。这样，我进清华，住房竟是教授待遇。学生上素描课，要有石膏，林先生让我找美院李宗津先生；请一位讲师给翻制制图；到东单口永兴洋纸行去釆购绘画用品；需要教学辅助人员，介绍我去颐和园找当时在那里监工的原营造学社纪玉堂先生来系工作。如果进城回不来，可以住在中山公园，去找营造学社的一位留守老师，在那里过夜……有些事是她在卧**想到的，有些是我把事情进展告诉她，经磋磨后，建议我怎么做的。

一年级的第一个设计是公园大门，我作为大学毕业的助教来教《初步设计》，有些心虚不安。我学着在中大时启蒙老师谭垣的做法，事先想好十多个方案，那时有12个学生，改不出来好奉送一个。第一次设计在师生昼夜奋战中结束，大家都以极为兴奋的心情，欣赏自己和别人的作品，作业送给林先生去看。看到新学期第一批作业的成果出来，林先生自然特别高兴，她与金岳霖先生共同以极大的兴趣看着图板，说这张比例处理得很好，那个不太像公园门，这个更具有欢迎人的气氛，等等。

一学期过去了，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先生终于克服交通的阻挠，陆续到校，系里更加热闹了。林先生利用营造学社有限的剩余“经费”，组织了一次对恭王府的测绘。对刘、莫来说，测绘自然是轻车熟路，而我则是第一次接受科班训练，林先生向我们做了一次“开题报告”，从和珅的为人、与乾隆的关系，到恭王府的奢华、这一组建筑的价值等。经过近一周的调查，我的收获自然很大，回校根据调研所得，并参考从林先生处借来的一本研究恭王府的英文书，写成《恭王府后苑的园林艺术》，她很高兴，认为写得很好，她说“留下来我给你改”，可惜后来她病情加重，未能如愿，文章后来亦散失了。

1947年5月，清华校庆，这是复员后第一次校庆，自然热闹非凡，新成立不到7、8个月的清华建筑系也做了一番张罗，共开辟了两个展室，展出过去营造学社的测绘成果和学生设计作业及水彩画等，引起学校很大的关注。以林先生的性格，这样的活动她是不会不参加的，那天她雇了一辆人力车，来到系馆，梁先生朋友楼光来之子楼格把她抱上二楼的建筑系馆，我看林先生从来没有这样的兴奋，以超出一般的神采和兴趣浏览一切，预支着她的精力。可以想象回家以后，她又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林徽因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对丈夫的深情，以一副病弱之躯，和吴良镛共同担起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起步阶段的一应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