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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誉满世界

林徽因以一副病弱之躯，和吴良镛共同担起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起步阶段的一应事务，而梁思成则前往美国考察战后建筑教育。

踏上美国的土地，梁思成感慨颇深。自1928年学成回国，一晃已经18年了，自己从英姿勃发的年轻小伙变成了饱经沧桑的中年人。回首这十八年的岁月，半数时间，他都穿行在中国大地；半数时间，又在流亡中将学术成果涓滴汇集。而如今，当他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已经是世界瞩目的建筑史学家。他担负着振兴祖国现代建筑教育的使命，要尽可能地掌握各种信息，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

1946年11月，梁思成抵达耶鲁大学，作为客座教授开始了他的讲学生涯。他携带着《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和图片，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展示在国际学术界面前，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

除了传道受业外，梁思成还广泛地参加学术活动并结交了诸多新老朋友，比如耶鲁大学的青年教师耶劲履。

耶劲履是1945年哈佛建筑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尽管年龄相差悬殊，两人却一见如故。耶劲履负责因战火而毁坏的耶鲁大学中国长沙校区的重新设计工作，他迫切需要一名中国专家的指导，而梁思成无疑是他最好的请教对象。而梁思成也希望能与耶劲履探讨战后中国建筑的新概念，并及时了解哈佛和耶鲁这两所美国最著名建筑学院的最新课程。对此，耶劲履根据自己的近期研究开列了关于欧美建筑和城市规划的书单，梁思成就按照这个书单购买了所有的图书并及时寄回了清华，井一直保存到今天。

除此之外，梁思成在美国还与老朋友斯坦因夫妇重温了往日的友谊。

公元1936年4月，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因曾带领自己的妻子知名演员的爱琳娜?麦克马洪到北京拜访过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受到了他们的热情款待，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林徽因甚至写信特意将此事告诉了费慰梅，也显示自己对斯坦因夫妇的喜爱和欣赏。

如今老友相逢自然喜不自胜，梁思成也借此时机从斯坦因那里了解到最新的城市规划动态，并且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当他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在清华建筑系的课程中加进城市规划的内容，这证明斯坦因的指导意见非常宝贵。

除此之外，梁思成在美国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包括返回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一些老同学的非正式接触；到田纳西州参观刚刚完工的田纳流域管理局杰出的建筑工程。以及回到麻州剑桥，演讲他对中国古建筑的新发现。

其中，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去克兰布鲁克学院，探望著名建筑大师和城市规划专家沙里宁教授。1873年，沙里宁出生在芬兰，他曾在1917年做大赫尔辛基规划时，便开始注意总结出城市过于庞大时需要有机疏散的理论。1923年，沙里宁移居美国创办匡溪艺术学院。1943年，他完成了《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未来》这一对世界城市建设至今仍有重大影响的巨著。而对于这本书，梁思成在前往美国之前就已经拜读过了。对于书中的观点极为赞同，从而对这位城市规划大师也极为敬重。

与沙里宁实际交谈后，梁思成受益匪浅，他在日记中写道：“谈建筑教学原则，沙里宁先生主张问题要实际，不应用假设问题。所以中国学生若来，需自己把中国问题带来，他可帮助解决。”

梁思成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现代建筑学最新的知识和理念，一边废寝忘食地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古建筑的艺术魅力。

1947年2月，梁思成受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参与大厦的设计工作。对此，当时一同参与工程的美国建筑师乔治?杜德利后来曾撰文回忆说：“梁思成的加入对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件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人知道他的成就，但是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历史感，远远超越勒?柯布西耶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思成建议联合国秘书处大厦，一如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向，长长的前厅入口朝向温暖的南面。可是他事先没有想到，大厦选址在东河之滨，那四十层大厦最好坐落在地基的四十二街那一头，这样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若按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长年茏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并且不吝啬于对尼迈耶那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最后得到了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之外，梁思成还应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担任其中“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的主席。来自全世界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好朋友费正清夫妇。对此，费慰梅女士曾在文章中回忆梁思成参加这项活动时的情景：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邀请梁思成担任主席。他在会中做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得到极高的评价。这次学术活动使他在这个学科获得很高的荣誉。与会者并非一般听众，而是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还有一些欧亚的知名学者。如莱顿大学的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博物馆馆长塞伦和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等著名学者参加。会议日程涉及从各层面研究中国，但对于会议的主办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精英中的精英。劳利曾在30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广泛的中国艺术兴趣，留下深刻的印象。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密切注意思成的成果。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以及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乐意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还在八年抗战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与会期间，他举办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接着以从未有人报道过的四川大足石刻为主题，做了一场演讲。其他人的讲演会，他也出席并参与讨论。

“远东文化与社会”研讨会结束时，普林斯顿大学在拿绍厅举行了一场特别仪式，授予什维文达克和梁思成两人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杜维文达克在传统汉学方面和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方面的显著研究成果。

费慰梅还回忆到，颁奖仪式开始，身材高大、白发苍苍的杜维文达克佩戴着中世纪头饰，身着长袍，与比他瘦小、看上去显得年轻、身着普林斯顿提供的过大黑色长袍、帽子的梁思成，一高一矮，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仪式中，校长宣读对思成的赞词：“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以及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根据梁思成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学上的贡献，这样的荣誉可以说当之无愧。但是，梁思成在接收荣誉学位后，却谦虚的表示：“对一个只不过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来追寻也许仅仅是满足其闲情逸致的好奇者而言，这样的奖赏实在是过高了。”

梁思成可以自谦，但是他的功劳却让人不可否认。公元2001年4月28日，海内外众多学者云集清华园参加“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会上他曾经的助手、两院院士吴良锦先生十分中肯且动情地评价说：“由于近代中国没有经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没有现代化城市的兴起，加之战乱频繁，一直贫穷落后。直到20世纪20至30年代，才有梁先生等建筑界的仁人志士，力挽狂澜，兴办建筑教育，发掘建筑遗产，弘扬建筑文化，在有限的时间里，艰难跋涉，可以说做到了可能做的一切。他们是中国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伟大的建筑思想的启蒙者，是中国经过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磨难后能量的聚集者、释放者。在此历史意义上说，梁先生等人与西方现代建筑思想的启蒙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

转眼间，梁思成在美国已经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在这时，从北京传来一个令他极度不安的消息：林徽因的病情再次恶化，必须进行一次风险系数极高的大手术。如果手术成功，林徽因的生命或许能够延长，但如果失败，他们自此也就天人两隔。

对于梁思成来说，虽然在美国的考察、讲学还未结束，但毫无疑问，所有的事情都没有自己的爱人重要。于是，他匆匆登上了直抵大洋彼岸的邮船。

值得一提的是，在梁思成离开美国回国之前，好友费慰梅忽然意识到中国的时局正在发生着激烈的变革，前途很难预料，恐怕两家人相聚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于是她做出了一个决定。以访谈的方式约请梁思成系统地讲述早年的经历，并作详细的记录。

费慰梅的预感并没有错，从此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相见，甚至最后连通信都中断了。而这次的访谈记录，以及他们自相识以来的大批信件，便成为后人了解梁思成、林徽因的珍贵资料。

1947年9月，梁思成回到了北京。也许是他的爱意感动了上天，林徽因的手术非常成功。经过一段时间静养之后，精神和体力都有了明显的恢复。梁思成心中的巨石终于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