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文学网

第二十一章 学人参政（第1页）

第二十一章学人参政

新生政权百废待兴，梁思成积极投身到诸多带有政治性的专业事务工作之中，比如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评选工作。

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海内外同胞公开征集新中国国旗和国徽的图案以及国歌词谱。随后，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梁思成被聘为顾问。

梁思成任职后，还和林徽因一起，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成立了设计小组，积极参与国旗和国徽的设计工作。

相对来说，国旗设计方案的产生过程比较顺利。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决议：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紧接着，政协决定由梁思成负责领导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汇总修改意见，确定正式的国旗图案。经过通宵达旦的工作，清华小组采用坐标方法确定了国旗的比例和五星的大小与位置方向，并绘制出了第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案的施工图。

与国旗设计相比，国徽图案则颇费了一番周折。虽然公开征集而来了大量设计稿，但是水平都不太高，没有一份符合委员会的要求，所以全国政协只能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营建系两家单位分别组织人员进行重新设计。

在与清华小组召开的讨论会上，梁思成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1）国徽不能像图画。长城也好，天安门也好，中国人能画，外国人也能画。国徽主要表示民族的传统精神，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而不要成为天安门的风景画，外加一圈，这样就失去了国徽的意义。

（2）国徽不能像商标，国徽与国旗不同，国旗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挂的，但国徽主要是驻国外的大使馆悬挂，所以不能轻率。

（3）国徽必须庄严，欧洲十七、八世纪的画家开始用花花带子，有飘飘然之感，我认为国徽颜色不宜太热闹庸俗，最好避免用飘带。

（4）要考虑到制作，太复杂的图案在雕塑上不容易处理，过多的颜色在大量制作时在技术上也存在困难，十几种乃至几十种颜色无法保证它每次都绝对的相同。

经过讨论，清华小组决定放弃用多种色彩绘制图案，转而釆用中国千百年来象征吉祥喜庆的金红亮色，不仅富丽堂皇，庄严美丽，而且醒目大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国徽设计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超负荷的工作使梁思成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和林徽因两人几乎轮流生病，有时甚至虚弱得连话都不能多说。在很多纪念梁思成的著作中都收录了这么一张照片，病中的梁思成躺在**，枕边到处都是国徽的设计图案，他正聚精会神地和站在床边瘦弱的林徽因讨论着对设计方案的意见。

不知通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思考、试作、讨论，最后确定了国徽图案。图案的中央部分下方画金色浮雕天安门立面图，象征“五四”运动发源地和在此宣告新中国的诞生。天安门上方画金色五星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图案外圈环以稻麦穗，下端用绶带増结在齿轮上，象征工农联盟。

1950年6月23日，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大会。当在毛泽东主席提议下，全体以起立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所领导设计的国徽图案时，梁思成因病没能目睹那庄重而热烈的场景，但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的林徽因则激动得热泪盈眶，那同样病弱的身体几乎支撑不住这巨大的喜悦。

如果说国徽的设计代表着梁思成夫妇对新中国的挚爱，那么，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则是他们献给新中国的又一份厚礼。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并通过了纪念碑的碑文。傍晚时分，毛主席和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纪念碑破土奠基典礼。

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便向全国征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对此，全国诸多高校、专业机构、美术家和建筑师积极响应，不久便收到了一百八十余份应征方案。

在这些应征方案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认为人民英雄来自于广大的工农群众，纪念碑应该体现出一种亲切感，因此这一类方案采用了纪念碑平铺在地面的方式；二是希望以巨型群体雕像的形式，来体现人民英雄那光辉高大的形象；三是希望用高耸矗立的碑形或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云霄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

至于各方案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也是种类繁多，有采用中国传统形式的，也有釆用欧洲古典形式的，还有采用“现代”式的。不过，这些方案虽然形式各异，但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即纪念碑碑身下的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类似天安门的台座。

梁思成在充分汲取各方意见精华的基础之上，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设计思想。他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了一封信，再次阐明了自己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意见。他说：

彭市长：

都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最近所绘人民英雄纪念碑草图有三种，因我在病中，未能先作慎重讨论，就已匆匆送呈，至以为歉。现在发现那几份图缺点甚多，以我对于建筑工程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将它分析如下。

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

如此高大近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在这种问题上，我们古代的匠师考虑得无微不至。北京的鼓楼和钟楼就是两个卓越的例子。它们两个相距不远，在南北中轴线上一前一后鱼贯排列着。鼓楼是一个横放的形体，上部是木构楼屋，下部是雄厚的砖筑。因为上部呈现轻巧，所以下面开圆券门洞。但在券洞之上，却有足够高度的“额头”压住，以保持安全感。钟楼的上部是发券砖筑，比较呈现沉重，所以下面用更高厚的台，高高耸起，下面只开一个比例上更小的券洞。它们一横一直，互相衬托出对方的优点，配合得恰到好处。

但是我们最近送上的图样，无论在整个形体上，台的高度和开洞的做法上，与天安门及中华门的配合上，都有许多缺点。

（1）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所以英雄碑就必须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若把它浮放在有门洞的基台上，实在显得不稳定，不自然。

（2）天安门广场现在仅宽100公尺，即使将来东西墙拆除，马路加宽，在马路以外建造楼房，其间宽度至多亦虽超过一百五六十公尺左右。在这宽度之中，塞入长宽约四十余公尺，高约六七公尺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

（3）这个台的高度和体积使碑显得瘦小了。碑是主题，台是衬托，衬托部分过大，主题就吃亏了。而且因透视的关系，在离台二三十公尺以内，只见大台上突出一个纤瘦的碑的上半段。所以在比例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同广场上的石路面相衔接。

（4）天安门台座下面开的门洞与一个普通的城门洞相似，是必要的交通孔道勺比例上台大洞小，十分稳定。碑台四面空无阻碍，不唯可以绕行，而且我们所要的是人民大众在四周瞻仰。无端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太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飘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总之，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无论如何，这次图样实在太欠成熟，缺点太多，必须多予考虑。英雄碑本身的重要性和它所占地点的重要程度都非同小可。我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敬仰，不能不汗流浃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敢放胆做去。

梁思成的建议在领导和专家们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他提出的建议大部分也被采纳。这才有了我们今日看到的高大巍峨、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通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梁思成基本还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内参政、议政，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有机会为他的所挚爱的古建筑保护事业去奔走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