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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梁陈方案（第1页）

第二十二章梁陈方案

梁思成参与了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评选工作。这几乎是他自1949年后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因为很快，他就变成了一名政治“弃儿”。而悲剧就是从“梁陈方案”开始的。

“梁陈方案”是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的一份关于新北京建设的规划图，全称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在讲述“梁陈方案”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陈占祥先生。

陈占祥先生生于1916年，是浙江奉化人。1935年考入上海雷士德工学院，1936年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并于1938年8月赴英留学，入利物浦大学建筑学院读书。在该学院学习期间，曾参加该校由教授组成的讲师团，向英国公众作了五百余次关于中国抗战、胜利后的城市建设等专题讲演；1944年底在伦敦大学攻读都市计划立法，1946年放弃博士生学业，应南京国民政府之邀回国主持北平城市规划工作。此后，还担任国民政府内政部营建司简派正工程师，同时还兼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主讲都市计划学。

从前面简单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出陈占祥师出名门，有丰富的城市规划经验。

1949年10月，陈占祥应梁思成之邀，举家搬到北京。两人虽然第一次见面，却没有陌生的感觉，尤其当陈占祥说到“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规划他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思成的眼睛更是一下子亮了，他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1949年12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主持召开了北京城市规划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北京市各部门领导、国内建筑专家外，还邀请到了外国专家一起共同讨论。

会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所以，他提议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在长安街两侧建设新中国首都的行政中心。

这样的规划方案让梁思成和陈占祥大为吃惊，对于他们而言，任何一个专业且有着足够知识的城市规划者，摧毁一座千年古城，而将其进行工业化改造，都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的结果便是不欢而散。

会议结束后，梁思成与陈占祥决定拿出一个具体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据理力争。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对北京未来的规划有了初步的设想，建立一个新的市中心，就可以保护北京古城风貌，这与陈占祥的观点不谋而合。然而现在，在选址上，两个人却产生了分歧。

梁思成认为应以早年西郊五棵松一带日本“居民留地”为基础，建设新中心。陈占祥却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梁思成在反复思索后，最终接受了陈占祥的建议。据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回忆，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她儿时记忆中浓重的一笔，她说：“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年幼的我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诞生了。

“梁陈方案”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并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接着，“梁陈方案”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会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但是陈占祥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却感慨道：“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梁陈方案”诞生后，梁思成自费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他还亲自执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能当面向总理陈述“梁陈方案”的构想，并敦促尽早决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位置，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先生总理：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它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再决定。另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就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是；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社，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因此我们深深感到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刻不容缓的。

我很希望政府能早点作一决定。我们的建议书已有一百余份分送给中央人民政府，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位首长。我恳求您给我一点时间，给我机会向您作一个报告，并聆指示。除建议书外，我还绘制了十几张图作扼要的解释，届时当面陈诉。

这封信发出的第10天，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和建筑师赵冬日却发出了针对《梁陈方案》的战书，大义凛然地支持苏联专家在旧城建立行政中心的计划。

诸多指责扑面而来，而在众多指责中，最为严重的是他们于“梁陈方案”中所说在西郊另设行政中心的建议，这被指责为“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如此，“梁陈方案”就不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

对此，陈愉庆回忆道：“从英国归来不久的父亲也完全弄不懂这是怎么回事，把行政中心迁到城外，并不妨碍天安门成为领导人检阅群众的庆典中心啊，这和否定天安门有什么关系？他曾为此大惑不解地向梁先生请教。”

梁思成对此的回答是：“无论水多深，我们都只能向前走了。”

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不顾重病缠身，又一次致信北京市领导彭真等人，再次呼吁早日确定中央行政区位置。但是彭真却告诉梁思成，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是“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中央服务”。他还告诉梁，有一次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曾指着广场以南一带说，以后要在这里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没多久，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

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而梁思成、陈占祥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则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伴随着苏联专家方案的顺利实施，老北京的古城墙以及诸多古文化的的城市气息，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轰然倒塌，梁陈方案也成为了梁思成以及陈占祥两人心中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