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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期（第8页）

可是父亲越试越累，越发气短。

我第一次感受到，人和人之间肺活量的差距有这么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心脏也不是很好。这是护士对我说的。

我站了起来，站在玻璃窗的前面，父亲看见了我，朝我尴尬地笑了笑。

我也朝他笑了笑。

可能是我这唯一的亲人给了他动力吧，我想，这一次他居然成功了。

这只是一个部位的扫描，随后脑部，咽喉部，所有癌细胞可能转移的人体部位都要进行详细扫描。

我被护士请了出去，接下来，我需要在门外继续等待。

考虑到等待的时间太久，我决定在医院里溜达溜达。

听起来很可笑，不是吗，在哪溜达不好。

形势所迫，没有办法。

我发现我的人生大部分决定都是形式所迫，没有办法，那种在自由的心情下主动做出的单方面决定，太少太少。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在压力之下做出的，就像是有人拿着刀子逼着你，问你想死想活。

想活，我当然想活。

想活就没得选，路只有一条，早就被安排好了，只管迈出步伐便是。

于是我迈着不太自愿的步伐，来到了医院的挂号大厅，挂了一张精神科的专家号。

杜帅和他妈总是说我精神不太正常，我打算找专家正式看一次，然后拿着“精神无异常”的诊断书给他们看看，在我们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好好地打打他们的脸。

于是，我拿着挂号单上了门诊楼三楼。

人并不多，精神科专家诊室的门外，只有零星的几人排队候诊。但正是这少数几个病人，居然显得比人山人海的诊室还要喧闹。

一个狂躁型的男精神病人在满地打滚，一个胖姑娘坐在椅子上大哭不止。诊室的门外，站着两个一脸严肃的保安，他们像是见惯了这种场面，表情也都无动于衷。只有按住病人的家长，心碎的神情溢于言表。

像我这样自己来到精神科看病的，为数不多吧，我想。

我站在走廊里，显得畏畏缩缩。我远远地看着专家诊室门口的闹剧，思量着待会儿要问医生的问题。

“医生，我到底有没有病？”这是我最想问的。

若是我被反问，那就尴尬了：“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病？”

那我肯定会说：“我觉得我没病，可杜帅老觉得我有病。”

然后专家会说：“有这种病的人都说自己没病。”

或者：“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病。”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笑，我为什么要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给别人看？都要离婚了，还证明个屁！

我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人了，我完全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我没必要活得那么累。

我应该简单一点，直接一点，不必太在乎别人的看法。

是啊，是啊。

以后若是有人说我是精神病，我就直接扇他两个巴掌就好了，没有必要特地跑到医院来挂什么精神科，要挂也是给对方挂，外科。

想到这里，我将挂号单揉成一个团，然后扔进了垃圾桶里，转身离去。

这种地方，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的。

我会坚强起来，我不会再承认自己的懦弱。尽管生活很残酷，它可以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活生生地怀疑成精神病，但我想我只要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就可以了。

&的检验报告是次日下午拿到的，为了防止父亲再次面临残酷的打击，我在化验做完的当晚就把他送回了乡下家里。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除了取结果，我还挂了胸外科的专家号。

进核磁中心前，我先做了三次深呼吸。我告诉自己，无论待会儿看到怎么样的结果，我都不可以崩溃。因为后面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必须一个人承担下来。

于是，带着坚定表情的我，迈进了昨天曾经迈进的铁门。

护士将一本厚厚的化验单交到我的手上，我死死地攥着，居然没有勇气看，转身出去了。

我在医院的后院漫无目的地走着，我发现我没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肢体，我已经变得坐立难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