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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天理人欲百家争鸣九（第2页）

“我记得刑部当年奏议为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连刑部都认为该免她一死，为何朱熹非要置她于死地？”

他冷笑一声：“莫非在你们理学门人眼里一个女子疑似与人有私，就比杀人放火还可恨，非要杀之后快？”

心学谢希孟拄杖叹息：

“此案最关键证据始终找不到，尸检也说不出所以然，全凭通奸二字，朱熹就要取人性命。好一个存天理灭人欲，莫非你们的天理，就是专门盯着妇人女子腰带？”

“农人种不出粮食，你们说格物未精；金兵打过来了，你们说理气未明，唯独对惩治妇人，你们倒是雷厉风行！”

“李山长，你口口声声格物致知。请问在阿梁案中朱熹格了什么物？是格了那根本不存在的毒药，还是格了那无法验证的尸体，他致的什么知，就是知道无论如何都要杀掉一个弱女子来成全你们心中的人伦吗，你们的格物莫非就是格心中想当然之物？”

“可怕，着实可怕！老夫原以为理学只是繁琐，那时才知更是冷酷！证据不明便是疑案；疑案不决当从轻发落。

这是三岁孩童都懂的道理，可到了朱夫子这里竟成了无足怜者，莫非在你们看来，维护你们那套僵硬的理，比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更重要？心学讲本心，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们的本心莫非是铁石所铸？”

面对各方责问，朱熹弟子一时有些词穷。

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九年牢狱，展现了大宋司法制度的复杂面貌，死刑在大宋是慎之又慎，绝对不是什么当地主官想判谁死就判谁死。

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南康军（江西都昌县）发生了一起命案。

南康军有个军户之妻阿梁，丈夫程念二病弱，她与商人叶胜有了私情。

某日叶胜上门与程念二发生冲突致其死亡。

官府抓捕二人后，阿梁一开始承认自己与叶胜合谋杀夫，到了审讯环节却称自己并不知情，没有帮叶胜在门口望风，也没有看到里面的情况。

此案顿时成了糊涂账——既无目击证人，又找不到阿梁作案凶器，全凭叶胜口供指认阿梁是否是同谋。

按《宋刑统》，若通奸妇女知情不报需处斩，但阿梁抱着幼儿在门外站立半个时辰的举动，成了知情与否的关键疑点。

因为阿梁推翻了之前供词，称自己是冤枉的。

根据《宋刑统》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就要启动翻异别勘程序——犯人在州一级司法机关（州院或司理院）翻供喊冤后，由上级（提点刑狱司）指派另一个州院或司理院重新审理；

如果再次喊冤，则由提点刑狱司派官复审；若仍有冤情，则转交中央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复审；若仍有争议，上呈赵官家裁决。

一共可以喊冤五次。

还有大宋独特的司法制度——审案分家：审案的和判案的是两拨人，互相制约。喊冤重审：犯人如果喊冤，必须换一拨人重新审理。

这就太复杂了，按照大宋的通讯与办公情况，一件事在江西与临安的衙门来回传讯处理，想想都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

案件在地方衙门与刑部、大理寺间往返拉锯九年，历经十一次重审。

最蹊跷处在于每当刑部认为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阿梁必在堂上喊冤；而每当地方官欲结案，她又翻供。

直到奸夫叶胜病死狱中，此案已成无头公案。

淳熙六年（1179），朱熹做了南康军的新任知军。

作为理学大家，他从三纲五常角度出发，认为阿梁不守妇道，虽然审讯时屡次翻异，但是于理死罪难逃，应该按照原来裁决判处阿梁斩刑。

也就是阿梁不符合道德君子的道德，必须死，朱熹管你这的那的，哼，女人想逃？

于是，他向孝宗皇帝上书：“阿梁所犯穷凶极恶，人理之所不容。据其审词自合诛死，无足怜者……”

孝宗皇帝则以“须至依条再行推鞫”答复了朱熹，即阿梁可以五次翻异别勘，而朱熹上书之时才第三次。

孝宗不喜欢理学家那套仁义道德，想要阿梁死就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免谈，别给我提什么你那套天理人欲。

直到淳熙八年（1181）朱熹调离南康军时，阿梁案依然处于未审结的状态。

到第十一次重审时，由江东提刑耿延年主审。

此时，案件当事人之一的叶胜也死在狱中，该案当事人仅剩阿梁一人，其供词已成为孤证，无法验证她到底是否知情与参与叶胜杀丈夫。

于是，耿延年将审理的案情上报临安，奏请赵官家裁决，我们实在没办法了，还怎就咋，赶紧的吧。

刑部在向宋孝宗提交文案中言道：“窃谓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

就是阿梁案子已经审了九年，牵涉官员众多，但案情仍有可疑之处，根据罪疑惟轻的原则，阿梁可以免于死刑。

孝宗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最终对阿梁案作出终审判决：“南康军民妇阿梁特贷命，决脊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

即免去阿梁的死刑，改成杖刑二十后流放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