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的午后,阳光透过明瓦窗,在光洁的金砖地上投下规整的光斑。雍正迈着比往日略显轻快的步子进来,眉宇间那因吏治积弊而常锁的沉郁,似乎被一种找到了具体着力点的锐意冲淡了些许。他挥退侍从,在我对面坐下,未及寒暄,便开门见山:
“皇后,与张廷玉、鄂尔泰他们商议了几日,关于使团人选与后续事宜,有个新想法。”他目光清亮,带着决断后的笃定,“朕打算,让那个顺天府的衙役——就是你们说的‘李法度’,加入出使英法的使团。”
我闻言,握着茶盏的手微微一顿,抬眸看向雍正,心中瞬间转过数个念头。使团人选关乎国体,亦关乎考察实效,雍正突然提议让一个最底层的衙役加入,这绝非寻常。“皇上是……因为前几日提及的苏格兰场,想让李衙役随团前往,专门考察那英国的警察制度?”我试探着问,隐约把握到了他的意图。
“不错。”雍正颔首,身体微微前倾,显示出对此事的重视,“不单是考察。朕思来想去,这借鉴泰西警察之制,在我大清试行,乃至推广,不能只靠陈宏谋他们回来写篇条陈,在学堂里讲讲。需得有真正懂基层治安、知市井百态、更难得是自身能持守法度之人,亲身去看,去体会,去琢磨如何‘洋为中用’。这李衙役,十年街面历练,外号‘李死板’,实则‘李法度’,其经历、其心性,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朕打算,待使团归来,便由他牵头,尝试组建我大清的……嗯,暂就叫‘警务司’吧。先从京师顺天府试点,专司治安、缉盗、维护街面秩序,与州县行政逐渐剥离,垂直统管,专业训练。”
组建“警务司”,由李衙役牵头!这个构想不可谓不大胆,亦切中之前我们所议“分权”、“专业”、“皇权触角下探”的要害。让一个真正从底层摸爬滚打出来、且经受了人情法理考验的干吏,去学习、然后主导建立新制度,远比空降一个翰林清流或高阶武官更为务实,也更能贴近基层实际。
然而,喜悦与赞同之余,一个极为现实、甚至在当□□制下几乎无法绕过的问题,立刻浮上心头。我略一沉吟,还是决定直言:“皇上此想,深谋远虑。由李衙役这等熟知基层弊病、又身体力行坚守法度之人去考察、继而筹建新制,确能事半功倍,避免新制度‘水土不服’。只是……”我顿了顿,看向雍正,语气委婉却清晰,“皇上,组建警务司固然是好,然则这李衙役的身份……毕竟是太低了。使团出访,代表天朝体面,正副使、随员,皆是朝廷命官,有功名,有品级。他区区一未入流衙役,混迹其中,名分上……首先便说不过去。即便使团内部因皇上特旨能够相容,到了英法两国,对方按礼制接待,他该如何安置?以何职衔参与会谈、考察?更重要的是,即便他学成归来,以其现下的身份,要筹建警务司,协调各部院,指挥可能从绿营、八旗乃至文吏中调拨的人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底下的人,第一个不服。皇上,有时候,这‘名分’二字,看似虚文,实则是办事的根基,绕不开啊。”
我将这体制内最现实的“天花板”问题摆了出来。雍正并非不通世务的君主,他深知品级、出身、资历在这个帝国官僚体系中的分量。一个没有功名、出身胥吏的人,要跨越巨大的阶层鸿沟,直接参与到国家层面的制度创设中,所面临的阻力,绝非一纸诏书就能轻易扫平。
雍正听罢,非但没有不悦,反而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色,甚至嘴角微微上扬,显是早已虑及于此。“皇后所虑,正是关节所在。鄂尔泰也与朕提了此事,说‘李衙役忠心可用,然名器不可轻授,亦不可不授’。”他端起茶盏,呷了一口,方才缓缓道出思虑后的方案,语气沉稳而有力:
“朕与张廷玉、鄂尔泰他们斟酌再三,倒有一个两全之策。既然其出身低微,骤升高位易引人非议,且于政务未必娴熟,那就不让他去管那些他不熟悉的钱粮、刑名。朕打算,破格提拔他为——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我微微一怔。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虽然品级不高,但地位清要,有“天子耳目”之称,有独立弹劾、巡察之权,且多选用科甲正途出身、素有清望之士。这确是一个既能快速提升其身份地位、又与其未来职责隐隐契合的职位。
“正是。”雍正放下茶盏,手指在炕几上轻轻一点,“监察御史,职在风宪,巡察四方,纠劾不法。让李衙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加入使团,对外,名正言顺,参与各项活动,考察他国制度,无人可置喙。对内,使其脱去衙役贱籍,跻身清流言官之列,有了朝廷正式品级与身份。待其归来,无论是筹备警务司,还是稽查各地治安、法度执行情况,以监察御史之职行事,协调各方,下发文书,便有了依据和底气。此职不直接介入具体行政,专注于‘监察’、‘法度’本身,正合其长,亦避其短。皇后以为如何?”
妙!我心中不由赞了一声。雍正这一步棋,走得既大胆又精妙。监察御史,看似是言官清流,与“警察”的实务似乎不直接相关,但其核心职能“监察”与“维护法度”,却与未来警务司“维护治安、执行法度”的职责在精神内核上高度一致。更重要的是,它一举解决了李衙役的身份尴尬问题,为他搭建了一个能够施展抱负、又能被现行体制所接受的平台。这不仅是给一个人官职,更是为一项新制度的诞生,预先扫除了最顽固的身份障碍。
“皇上思虑周详,此策甚妥!”我由衷赞道,“以监察御史之衔,既擢拔了人才,又赋予了其考察、筹建新制的合法名分与相应权威,更昭示了朝廷破格用人、务实求变的决心。李衙役……不,是李御史,以其十年街面阅历,持身以正,执法以严,如今又得此机缘,放眼海外,博采众长,归来后,必能为我大清警务新制,闯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这比单纯任命一个高阶官员去办,或许更接地气,也更有可能成功。”
雍正见我赞同,眼中笑意更深,那是一种找到可行路径后的松快与期待。“此事便这么定了。任命诏书,朕会尽快明发。使团筹备,亦需加速。让陈宏谋、阿克敦他们,与这位新晋的李御史,好好合计合计,此番西行,于这警察制度、基层治理,究竟要看什么,学什么,问什么。务必有的放矢,不虚此行。”
“是。皇上知人善任,破格擢拔,实乃国之幸事。”我点头应道,心中亦是感慨。从“李死板”到“李法度”,再到即将成为“李御史”,这个底层衙役的命运,因一次坚守、一番议论、乃至帝王改革图治的决心,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际遇,更是一个古老帝国在艰难转型中,试图打破僵化、注入新血、从最基层开始重塑治理根基的缩影。
前路依然多艰,但至少,一颗带着泥土气息、却闪烁着原则光芒的种子,已被郑重拾起,即将被送往万里之外的泰西沃土去吸收养分,待其归来,或将在故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抵御腐败、守护秩序的新苗。而这,或许正是所有宏大变革中,最值得期待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