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千文学网

第294章 臣服的条件（第1页）

牛野在给西太平洋舰队的信件里，提到了对日本战略和接受日本投降的条件。八月三日，牛野的密函被飞艇送到大西洋舰队。“致：陈阿生亲启发自：牛野关于对东瀛诸藩实施“沿海骚扰战”及招降事宜阿生鉴：见字如晤。自七月廿九我军舰队抵近江户湾外以来，局势渐趋明朗。彼邦蕞尔小国，内斗百年，实乃天赐我朝一统之良机。然其虽弱，若贸然登陆强攻，必致其举国死战，反增伤亡。故经与参谋部连日推演，我已定下名为“沿海骚扰战”之策。此策精髓在于“扰而不灭，逼其内乱”，现将具体方略详述如下，望兄台即刻着手筹备。其一，封锁海疆，断其命脉。即刻下令，我军舰队沿日本列岛全线巡航。凡港口、渔村、商船，一经发现，即刻摧毁或俘获。其赖以生存的海洋贸易与渔业资源，必须予以毁灭性打击。需明确传达一条铁律：自此以后，凡不向我中华俯首称臣之藩主，一律剥夺其涉足海洋之权。海上之路既绝，则其财富之源亦断。其二，限期通牒，炮火威慑。着人携我方文书，沿本州、四国两岛海岸线，向各主要藩主发出“最后通牒”。通牒中明言：限其三日内归顺，若逾期不降，则视为敌对势力。届时，我中华水师将依律行事——炮轰其主城，焚毁其良田！以雷霆手段，显我天朝之威。其三，制定投降标准，确立新秩序。此乃重中之重，投降者须无条件接受以下条款，方得保全性命与基业：1去帝号，正名分：必须公开宣布，永不承认“天皇”之存在，只尊我中华为正统。2改称谓，定身份：将“天皇”之称号，贬为“倭寇王”，使其名实皆符。3废武士，缴兵刃：全面废除其腐朽的武士阶层，所有日本人不得再佩带刀剑。其藩主领地之防务，今后由我中华国海陆军全权负责。4变世业：藩主一旦身故，其所有土地与人民，即刻收归中华国所有，其家族永世不得继承。若藩主想继续拥有土地，可自购，但须按我中华国国民之标准纳税服役。5行汉制，同教化：其治下民众之治理，完全参照我中华国现行之制度，不得有异。6书同文，易思想：废除日本文字，全面推行中华国文字。此举意在从根本上铲除其旧有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从此刻起，臣服我中华国之唯一标准，便是彻底斩断其与日本文化圈之联系。必须发誓抛弃天皇认同，全盘接受我中华国直辖管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于一个政权之下，此乃不可动摇之铁律！凡对上述条款有异议者，其领地将被视作敌占区。我军有权随时登陆，沿着大海炮轰其城池，焚烧其土地，掠夺其人口，直至其屈膝屈服为止！此战略之妙处，在于能诱使沿海藩主为求生存而放弃海洋，被迫向内陆贫瘠之地进军，争夺那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如此一来，必能激发其国内更为残酷的内战，使其自相残杀，待其国力耗尽，我朝只需坐收渔利，便可轻易完成对东瀛之全面征服。相关命令请于明日清晨前下达。专此布达，并候回音。中华总长牛野手书”1825年8月，当中华国的一纸有条件投降令送达日本各藩主手中时，这个岛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绝大多数藩主都叫嚣着抵抗到底。然而，中华总长牛野下达的残酷命令，沿海十公里内严禁居住耕作、全面封锁海外贸易与捕鱼权，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断了日本经济的命脉。这道法令的实施，标志着日本从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海洋经济体，瞬间沦为一个被严密封锁的内陆型贫困国家。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日本的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海洋特征。四面环海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天然的渔业大国；有限的海外贸易虽然受限，却是获取贵金属和稀缺物资的重要渠道；沿海平原地带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全国大部分人口。然而，这一切都在1825年的秋天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19世纪初期的日本，渔业绝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是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支撑。据当时的统计，日本沿海约有200万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渔业相关的职业，包括渔民、鱼贩、制盐工、船舶修造工等。每年捕获的各种海产品总量超过100万吨，其中仅鲱鱼、鲭鱼、沙丁鱼等主要经济鱼类就占总产量的60以上。这些海产品不仅满足了日本人的蛋白质需求，更是重要的商品。干制、腌制、熏制的海产品远销内陆各地，成为连接沿海与内陆经济的重要纽带。同时，海产品还是日本传统农业的重要肥料来源，鱼粉、鱼骨等被广泛应用于农田施肥，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当禁止海外捕鱼，沿海十公里内不得从事任何渔业活动的命令下达后，整个日本沿海立即陷入了一片死寂。短短两个月，数以万计的渔船被中华国战舰群强制拖走。那些世代以海为生的渔民们，眼看着祖辈传下来的生计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更严重的是，各个藩主不投降，导致沿海十公里内的所有渔村都被炮击，藩主只能强制迁移日本人口，甚至迁移主城。从北海道的函馆到九州的博多，从本州的函馆到四国的高知，无数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渔村在短短几个月内变成了一片废墟。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强制迁移涉及的人口超过50万，相当于当时日本总人口的2。沿海的经济崩塌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是制盐业的衰落，因为传统的制盐方法需要大量的海水，而海禁令使得制盐工场无法获得原料。制盐业是日本重要的基础工业，不仅关系到食品保存，更是许多化学工业的重要原料。制盐业的衰败，直接影响了食品加工、纺织、冶金等多个行业。其次是船舶修造业的萎缩。没有了渔业船只的维护需求，以及海外贸易的中断，日本传统的造船业迅速走向没落。那些技艺精湛的船匠、木匠、铁匠们纷纷失业，他们的技能在缺乏实践的情况下逐渐失传。第三是相关服务业的凋敝。沿海地区的客栈、酒楼、杂货店等，原本依靠往来商旅和渔民维生，现在也随着人流的减少而纷纷关门。整个沿海经济带，从北到南，形成了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萧条带。当海外贸易被彻底切断后，日本的白银危机立即显现。虽然日本有银矿，但没有了海外新的白银流入，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物价的下跌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消费者，但实际上反映了市场需求的严重不足和经济活力的丧失。更严重的问题是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商品价格下跌，商人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投资意愿下降。投资不足导致生产萎缩，生产萎缩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停滞状态。首先，因为海外贸易的中断，使得日本无法获得许多必需的稀缺物资。首先是高质量的生丝，日本虽然有蚕丝业，但质量和产量都无法满足国内纺织业的需求。生丝的短缺直接导致纺织品产量的下降和质量的恶化，影响了民众的衣着需求和对外贸易的价值。其次是药材的严重短缺。日本传统医学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药材，包括人参、当归、黄芪、茯苓等。这些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必需品，也是许多传统工艺品的原料。药材的短缺使得医疗费用急剧上升，普通民众看不起病，健康状况恶化。第三是各种工业原料的匮乏。日本的冶金业需要进口的煤炭和铁矿石，造纸业需要进口的优质纸张，陶瓷业需要进口的颜料和釉料等。这些原料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日本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沿海十公里的土地，历来是日本最肥沃的农田所在地。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土壤肥沃，是日本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据统计，这片区域内的耕地面积约占日本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年产粮食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当这道禁令实施后，所有这些肥沃的土地都被强制抛荒。不仅如此，为了防止民众偷偷返回耕种遭受炮火袭击，藩主还在这些土地上设置了了望塔和巡逻队，一旦发现有人试图开垦，立即予以严惩。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达到了威慑效果，但他们解决不了粮食供给问题。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他们要么选择饿死在原居住地，要么冒险向内陆迁移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开始了。据估计，大约有300万人口被迫离开沿海地区，向内陆的深山老林迁移。这些人中有经验丰富的农民，有手艺精湛的手工业者，也有善于经营的商业人士。他们的到来，给原本就拥挤不堪的内陆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内陆地区的村庄和城市根本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人口。住房短缺、食物不足、就业机会稀少等问题迅速显现。许多人只能在山林中搭建简陋的棚屋，靠采集野果、狩猎小动物勉强维持生计。疾病和饥饿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仅带来了社会问题，也对内陆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为了建造房屋和开垦农田，人们大量砍伐森林，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泥沙含量增加，洪涝灾害频发。同时，由于失去了沿海地区的天然屏障，内陆地区更容易受到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原本可以在沿海地区化解的自然灾害，现在全部转移到了内陆，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痛苦。，！1825年之前的日本经济，虽然受到锁国政策的限制，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外向型特征。渔业产品和有限的农产品出口，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都为日本经济注入了活力。然而，海禁令的实施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日本被迫转向完全内向型的经济模式，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必须在国内完成。这种模式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无法通过国际贸易来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和生产能力的局限。白银危机引发了日本货币体系的全面崩溃。原有的银本位制度无法维持，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藩国开始尝试发行自己的纸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储备作为支撑，这些纸币很快就贬值甚至变成了废纸。整个货币体系陷入了混乱状态，正常的商业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长期以来，日本形成了以沿海城市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大阪、江户、京都等大城市都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它们通过发达的水路交通网络连接着全国各地。然而，海禁令的实施使得这些商业网络遭受了致命打击。沿海的商人和运输业者失去了生计，内陆的商业活动也因为缺乏来自沿海的商品供应而受到影响。整个商业体系陷入瘫痪状态，商品的流通变得极其困难。虽然一些商人试图通过建立内陆运输路线来维持商业活动，但由于成本过高、效率低下，这些努力都收效甚微。海禁政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影响是不均衡的。那些原本就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封建领主，虽然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适应新的环境。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地租、增加赋税等方式，将经济困难转嫁给农民。相比之下，广大农民和普通市民的处境要困难得多。他们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面对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了武装反抗。从1826年开始，各地陆续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虽然规模不一，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要求减轻赋税负担，恢复传统的土地使用权。1825年的秋风尚未吹遍富士山麓，一股比寒风更凛冽的绝望已经席卷了日本列岛漫长的海岸线。中华国的炮舰日夜游弋，沿海十公里的土地被划为死亡禁区。昔日繁忙的渔港沦为鬼域，千帆竞发的景象一去不返；肥沃的沿海平原被勒令荒芜，那些世代以海为生、以田为命的沿海藩族（诸侯），一夜之间成了无根的浮萍。饥饿像瘟疫一样在这些曾经的富庶之地蔓延。数十万沿海难民背着破烂的行囊，拖家带口，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向内陆。他们眼中布满血丝，手中紧握着原本用于捕鱼的鱼叉、用于修船的铁锤，甚至只是削尖的木棍。对于他们来说，内陆不再是陌生的他乡，而是唯一的活路。冲突爆发得比预想中更快，也更惨烈。在美浓国的山地边境，来自伊势湾沿岸的渔民藩主率领着数千名饿红了眼的流民，试图冲入内陆藩主的领地开垦荒地。内陆藩主早已闻讯集结了军队，挥舞着武士刀严阵以待。然而，令内陆武士震惊的是，这些衣衫褴褛的渔民毫无惧色。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和人数优势，用简陋的陷阱和人体冲锋，硬生生地撞开了防线。那是我们的海！既然海没了，这山、这地，就是我们的！这是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口号。对于失去海洋的沿海番族而言，土地不再仅仅是财产，而是生存的唯一凭证。他们像疯了一样，用牙齿和指甲撕咬着内陆的每一寸土壤。起初，这只是局部的摩擦。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沿海藩族加入战团，这场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的生存战争。在本州岛中部，来自大阪湾和纪伊半岛的豪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沿海联军。他们装备着原本用于海运贸易的改装船只（在内陆湖泊作战）和缴获的武器，向内陆腹地发动了潮水般的攻势。内陆藩主们惊恐地发现，他们面对的不是零散的流民，而是有组织、有仇恨、且为了一口粮食什么都愿意做的亡命徒。战火迅速吞噬了琵琶湖周边的肥沃平原。曾经宁静的村庄变成了屠宰场。沿海番族的战术简单而粗暴：烧光、杀光、抢光。他们深知自己没有后勤补给，唯有以战养战。一旦占领一处村落，便立刻将其夷为平地，强迫幸存者为奴，挖掘草根树皮充饥。视线转到四国岛，情况更加恶劣。这些岛屿面积狭小，内陆资源本就匮乏，根本无法承载数倍于往常的人口。在四国，高知一带的沿海土佐藩与内陆的长宗我部遗族爆发了激烈的巷战。狭窄的山谷中，尸体堆积如山，堵塞了溪流。为了争夺一片可以种植红薯的坡地，双方往往要进行数日的拉锯，直到最后一方的人马全部倒下。，！到了1826年初，整个日本列岛已是一片焦土。所谓的争地战争并没有产生明确的赢家。沿海的番族虽然成功地将战线推进了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但他们发现，内陆的土地并不如想象中富饶。失去了海洋的调节，内陆的气候更加严酷，贫瘠的山地无法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而内陆的番族，在经历了最初的溃败后，开始组织起更有效的游击战。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在山林中伏击沿海的军队，将战火烧回了对方的本土。最悲惨的是普通百姓。无论是沿海还是内陆，无论属于哪个藩，平民都成了最大的牺牲品。在关东平原，为了争夺一块麦田，两个藩的军队在田间地头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的厮杀，麦子熟透了，却无人收割，任由其腐烂，而田地里的白骨在阳光下泛着森森冷光。到了这一年的深秋，日本列岛的硝烟依然未散。此时的日本，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沿海的番族发现，他们虽然抢到了土地，却种不出粮食；内陆的番族发现，他们虽然守住了家园，却也满目疮痍，遍地哀鸿。陈阿生在中华国的战舰上，通过望远镜冷冷地注视着这片燃烧的土地。他预想中的驱虎吞狼之计大获成功。日本列岛上的各个番族，为了争夺那本就不存在的生存空间，已经自相残杀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海面上，中华国的军舰依旧在游弋，炮口低垂，仿佛在等待着最后的收割时刻。而在陆地上，幸存的日本人无论是沿海的渔民还是内陆的农夫，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战中，变成了一具具空洞的躯壳，眼神麻木地望着这片被鲜血浸透的土地。日本，这个曾经的东方岛国，此刻正如一头受了重伤的野兽，在无尽的痛苦与内耗中，奄奄一息。时间来到1826年深冬，日本列岛的内战已进入了最为惨烈的相持阶段。在四国岛的崇山峻岭间，曾经不可一世的争地战争已演变成了一场零和博弈的消耗战。对于那些在战争初期就失去沿海平原、退守山地的小番族（如土佐南部的安艺氏旁支、阿波东部的小笠原系分支等）而言，生存的希望已经彻底断绝。他们手中的刀剑卷刃，储粮告罄，而内陆的强藩（如长宗我部旧部、三好氏残党）依托着险要地形，将他们死死压制在贫瘠的半山腰。与其在山里饿死，不如向海神（指中华国）求生。1826年1月，在四国岛东南部的牟岐浦和日和佐一带，几个濒临灭绝的小番族首领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们秘密派出使者，划着仅存的小舢板，冒着被中华国水师击沉的风险，向停泊在远海的大清战舰递交了第一份《归化请降书》。中华国大统领陈阿生，对于这种驱虎吞狼的战略成果感到十分满意。他没有将这些小番族赶尽杀绝，而是展现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文明包容。在中华国特使的监督下，一场庄重的受降与归化仪式在军舰甲板上举行。小番族的首领们被要求剃去头顶的月代头（日本传统发型），改留中华发髻；他们必须亲手写下誓词，宣誓永弃天皇神国谬论，只尊中华天子，认祖归宗。1粮食救济：立即发放三个月的救济粮，确保归化者不饿死。2兵器换装：收缴其粗劣的日本刀剑，换发精良的中华火枪、腰刀及藤牌。3身份赋予：授予中华国四国道府县编外团练的身份，虽非正式编制，但享有中华国民待遇。这些小番族的首领们欣喜若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活命的机会，更是从野蛮的日本文化圈跃升为文明中华体系的天赐良机。他们彻底抛弃了象征日本文化的服饰和文字，开始学说官话，学习中华礼仪。有了中华国的背书和资源倾斜，这些归化番族的战斗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他们不再是拿着鱼叉的流民，而是装备着火器、受过基本队列训练的武装力量。1826年3月，春寒料峭之际，一支由归化番族组成的先锋讨逆军在中华国水师的掩护下，于四国岛西部的宿毛湾登陆。这一次，他们不再是抢夺土地以求温饱的饥民，而是代表着中华正统平定叛乱、推行王化的使者。面对内陆藩主那引以为傲的武士刀阵，归化番族们排成整齐的横队，在火器的齐射中从容推进。跪下！你们这些不知礼数的蛮夷！归化后的番族军官用生硬的汉语呵斥着惊恐的日本武士。曾经在内战中让小番族闻风丧胆的内陆防线，在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且怀揣着正统优越感的归化军团面前，如同朽木般脆弱。1827年上半年，成为了四国岛历史上最黑暗也最屈辱的时刻。归化番族采取了经典的蛙跳战术，不与内陆强藩进行正面的阵地消耗战，而是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势，配合中华国海军的舰炮支援，逐个击破内陆据点。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后面更精彩！四月，攻陷阿波藩的核心补给站日和佐城。五月，截断土佐藩主力与内陆的联系，迫使其投降。六月，长宗我部氏的最后堡垒在内外夹击下陷落。短短半年时间，整个四国岛完成了乾坤倒转。那些曾经高高在上、视沿海渔民为贱民的内陆大名和武士阶层，如今要么被杀，要么剖腹自杀，要么沦为归化番族的奴隶。随着军事行动的结束，真正的开始了。在中华国派遣的民政官员指导下，四国岛上竖起了一座座崭新的石碑，上面用汉字刻写着：奉中华正朔，此地已归王化。曾经供奉着天皇画像的神社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供奉孔子和关帝君的庙宇。所有学校的教学内容被彻底改写，日语被禁止使用，孩童们开始学习《三字经》和汉字书写。而那些归化的小番族首领们，则成为了新政权的第一批代理人。他们穿着丝绸长袍，坐着轿子巡视领地，享受着昔日做梦都不敢想的荣华富贵。每当有顽固的日本人试图反抗或怀念天皇时，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归化番族士兵毫不留情的子弹。至此，除九州外，四国岛率先完成了从日本文化圈中华文明圈的蜕变。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虽然在血缘上还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但在文化认同上，已经彻底成为了中华帝国的子民。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1800年之龙腾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