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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摊,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数钱。
母子俩没在灶房里数,而是进了臥室,关上门。
桌上铺开一张旧报纸,陈景明把铁皮盒倒过来,““哗啦””一声,零钱全倒了出来。
一堆纸幣和硬幣散在桌上。
最多的是五毛、一毛的纸幣,皱巴巴的,有些还沾著糖渍。
硬幣有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亮晶晶地混在一起。
还有几张一元、两元的纸幣,夹在里面,显得格外““大额””。
任素婉坐在对面,眼睛盯著那堆钱,一眨不眨。
看了一会后才伸出手,开始整理。
她把纸票按面额分开,一张张抚平,叠好,硬幣按面额摞成小柱。
动作很慢,很仔细。
每拿起一张钱,她都会对著光看一眼,確认不是假幣——虽然这个年代假幣很少,但她习惯了。
堂屋里安静极了,只有钱幣碰撞的轻响,和笔尖划过纸的沙沙声。
那是陈景明,在旁边记帐的声音。
每叠好一沓,他就报数:
““五毛的,八张,四块。
一毛的,十五张,一块五。
两分的,二十个,四毛。””
全部数完,陈景明看著草纸上的数字,深吸了一口气:““纸票一共……二十一块三毛。””
顿了顿,接著说,““硬幣……两块二毛五分。加起来二十三块五毛五分。””
屋里安静了几秒,任素婉的手停在半空。
她看著桌上那堆整理好的钱,又看向儿子,眼神有些茫然,像是不敢相信。
““多少?””她问,声音很轻。
““二十三块五毛五分。””陈景明重复,““妈,我们一天,挣了二十三块五。””
他抬头看妈妈。
任素婉的眼睛睁大了,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没听清。
““扣掉材料成本,””陈景明继续说,在草纸上写了个减法算式,““石灰五分,糖大约两毛,芝麻花生算五毛……冰粉籽五毛。总成本大概四块钱。””
他在笔记本写下结果:““净利润,大约一十九元五角。””
顿了顿,再除去您答应王婶的一成分成——一块九五,最后实际净利润大概在十七块五角五。
任素婉听著么儿口中一步步的计算,手指开始发抖,她重新看向那堆钱,目光落在那沓纸票上。
伸手抽出来一张皱巴巴的两元纸幣,捏在手里,看了很久。
那是今天收到的最大面额。
纸幣很旧,边缘磨损,中间有摺痕,但还能清晰地看见““贰圆””的字样和井冈山的图案。
她捏著那张纸幣,手指微微颤抖。
不是因为面额——两块钱,在1998年不算巨款。
而是因为,这钱,不一样。
这钱不是男人从矿上寄回来的、沾著煤灰味的生活费,不是娘家人塞过来时那份沉甸甸的接济情分,更不是低声下气、算著利息从別处挪借来的债。
这是她任素婉,拖著这条残腿,从凌晨四点灶膛里第一把火亮起,按著么儿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