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正中间站着一个人。
是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莫罗佐娃。
她还穿着那件灰色的铁路制服,头发还是那个髻,发卡还是黑色的。她站在桥栏杆旁边,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她没有打伞,雨落在她身上,但她的衣服是干的。
你怎么在这儿?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问。他的声音在发抖,但他自己没意识到。
我说了,你走不了的。她说。
我要去梁赞,我姑妈快不行了。
你姑妈三年前就死了。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张了张嘴,想说不可能,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突然想不起来上一次见姑妈是什么时候了。他记得姑妈的脸,记得姑妈给他煮的红菜汤,记得姑妈骂他不结婚,但他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一年。
你到底是谁?他问。
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奇怪,不是开心的笑,是那种你在太平间的镜子里看到的笑——嘴角上去了,但眼睛没动。
我是你的缘分啊,阿列克谢·你不是说了吗,缘分这东西,你躲都躲不掉。
她说完这句话,桥下面的图拉河突然涨了。不是慢慢涨的,是一下子就涨上来了,黑水漫过桥面,漫过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的靴子。水是冰的,冷得像是从地底下抽出来的。他低头一看,水里有东西在游,不是鱼,是手,一只一只的手,从河底伸上来,抓他的脚踝。
他尖叫了一声,转身就跑。
他跑回了桥的这头,回头一看,桥上什么都没有。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不见了,水也退了,桥面是干的,连个水渍都没有。
但他的靴子是湿的。
四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没有回火车站。他去了他的宿舍,就在铁路职工宿舍区,三号楼,四单元,二楼。他的房间很小,十二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墙上贴着一张苏联地图和一张加加林的照片。他锁上门,把大衣脱了,坐在床上,把那张票掏出来看。
票还在。那行字也还在,但又变了:
你已经走了二百一十三步了。从火车站到这里,正好二百一十三步。图拉到梁赞,也是二百一十三公里。你看,数字是一样的。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把票撕了。
他撕得很用力,撕成了碎片,扔进了痰盂里。然后他去洗了个澡,上床睡觉。他把被子蒙过头顶,告诉自己这是梦,明天早上起来一切都正常,他去上班,调他的车,一切都是正常的。
他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在一列火车上,车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雪原,雪原上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人,只有雪。火车一直在开,但永远到不了站。车厢里只有他一个人,但他总觉得有人坐在他对面。他不敢抬头看。
火车停了。不是到站了,是停在了一个地方,窗外是一片白桦林,白桦林里有一座小木屋,木屋的烟囱在冒烟。车门开了,外面站着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
到了。她说。
这是哪儿?
梁赞。
梁赞不是这样的。
梁赞一直是这样的,你只是没来过。
他下了车。雪很深,没到膝盖。娜塔莎·谢尔盖耶夫娜走在前面,她的脚印很浅,像是她没有重量。他跟着她走进白桦林,走到木屋前面。木屋的门开着,里面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碗红菜汤,汤还冒着热气。
你姑妈给你留的。娜塔莎说。
他走进去,端起那碗汤,喝了一口。汤是热的,是甜的,是他小时候的味道。他喝着喝着就哭了。
然后他醒了。
五
第二天早上,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去上班了。他是个负责任的人,不管前一天晚上经历了什么,第二天该上班还得上班。这是东斯拉夫人的规矩——你可以怕,可以哭,可以喝得烂醉,但活儿不能不干。
调度所里一切正常。主任尼基福尔·阿卡基耶维奇·别林科夫坐在他那张大办公桌后面,喝着茶,看着《铁路工人报》。别林科夫是个胖子,二百三十斤,脸上永远带着一种漠不关心的表情,好像天塌下来他也只会说一句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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