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显示的,正是讲座PPT的页面。
标题是“DieAuseinandersetzungumdasethischeSelbstverst?ndnisdesMenschen”(人类的伦理自我理解之争)
李乐拉过一把椅子,坐到茶几对面。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正好落在两人之间,有些晃眼。他侧了侧身,让阳光落在背后。
窗外,远处传来长安街上隐约的车流声,楼下有行人走过,偶尔有笑声飘上来,浮在空气里。
“这次演讲的主题,基于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在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神经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谁,我们有权成为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李乐跟着老爷子的讲述,移动鼠标,点开第一张正文页。上面是几行要点。
传统伦理学的局限性:基于“自然”与“文化”二分法的伦理框架,在技术介入生命基本过程时失效。
基因编辑与人类增强:当我们能够“设计”后代时,“人性”的边界在哪里。
神经科学与自由意志:如果意识、决策都可以被科学解释甚至干预,“责任”与“自主”还成立吗?
迈向一种“后形而上学”的伦理自我理解: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如何通过交往理性重构伦理共识?
李乐快速浏览着页面,大脑已开始高速运转。
翻到第五页,他被叫停,屏幕上一段标红的文字,“……derAnspruchaufeineletztbegründeteMoral(一种终极奠基的道德的断言)……”
哈贝马斯抬起头,那双被镜片过滤得有些朦胧的眼睛,直接看向李乐。
“李,这一段,你觉得,翻译成中文,应该怎么表达?”
李乐低下头,看着手稿上自己做的批注。这一段他反复斟酌过,只能尽量找到一个相对准确又不至于太拗口的译法。
“博士,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个概念的译法,并不统一。有些人从字面出发,直译为终极奠基的道德断言,也有人更强调其论辩色彩,译为一种关于道德最终基础的断言。”
“我自己在阅读和思考的时候,觉得这两种译法各有侧重,但似乎都无法完全涵盖它的理论内涵。它不仅仅是关于道德基础的言说,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就是一种具有论辩性的、旨在为道德提供最终根据的理论主张。”
哈贝马斯安静地听着,镜片后的眼睛里没有任何不耐烦或轻视,只有一种倾听时的专注。
“所以,你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李乐顿了顿,坦言道,“或许可以译为一种旨在为道德提供终极奠基的主张。”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
老人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揉了揉鼻梁,那个动作重复着他在车上做过的姿势,像一个疲惫而专注的工匠在审视自己的作品。
“你把断言去掉了。”
“是。”李乐点头,“因为我觉得,德文原文Anspruch,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声称,更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和主张。它的效力不取决于某个人的言说,而在于其论证的说服力。单纯的断言,似乎……有些武断。”
哈贝马斯重新戴上眼镜,目光在屏幕和李乐之间移动。他沉吟了片刻。
“……你把整个句子再念一遍。”
李乐依言。
老人听完,点了点头,“这个译法……可以。虽然主张的力度稍弱于Anspruch的张力,但它避免了那种……不经论证便刚愎自用的误解。”
“在讲稿的翻译中,就统一用这个表述。如果有听众问起,你可以解释一下德文原文的含义,以及你选择这个译法的考量。”
接着,哈贝马斯又指出几处关键术语的翻译,李乐均一一给出自己的理解,并与老爷子探讨。
现场时而沉默,时而响起两人一个低沉,一个清朗的讨论声。
“博士,”李乐身体微微前倾,指着一段,“如果按照上面您的改动,关于基因编辑这部分,您提到了设计后代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设计这个词可能容易引发一种工具理性的联想,让人联想到工业化生产。是否可以考虑用塑造或干预,更侧重于过程而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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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思考了几秒,点点头,“有道理。用干预更好,它保留了技术主动性的同时,也暗示了某种程度的侵入和争议性。改过来。”
爱丽丝在电脑上做了标记。
“还有这个,”李乐继续道,“这里您引用了本杰明·利贝特的经典实验。这个实验在西方认知科学和哲学界讨论很多,但在我们这里,除非是专门研究哲学或认知科学的学者,否则可能不太熟悉。”
“是否需要加一句简短的背景说明?比如,利贝特实验通过脑电波发现,在人们意识到自己做出决定之前,大脑已经启动了相关活动。这挑战了自由意志是先于行动的传统观念。”
老爷子听完,琢磨琢磨,赞许地看了李乐一眼:“很好的建议。加一句背景说明,但不要超过两行。我们不是在给本科生上课,但要确保听众能跟上论证的逻辑链。”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