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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把钥匙（第1页）

周四的白天，是我在龙学院度过的最漫长的白天。

上午的课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不是因为我心不在焉——而是因为我太专注了。我的大脑像一台过载的处理器，同时运行着好几条线程：英语课上讨论《了不起的盖茨比》时我在想今晚的行动路线，历史课上讲二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时我在回忆温特尔画的那张校园地图，午餐时克莱尔在我对面喋喋不休地讲着她和男朋友的周末计划时，我在默念保安换班的时间窗口。

七分钟。

我们只有七分钟。

下午三点半，最后一节课结束。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拉拉队训练——我提前给副队长发了消息，说我身体不舒服，让她代我带队。副队长叫麦迪逊·李，一个韩裔美籍的女孩，能力很强，一直对队长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她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是她表现的机会，所以她没有多问，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回到宿舍，关上门，拉上窗帘。

然后我开始准备。

今晚的行动不需要盛装，不需要化妆，不需要任何“Sunshine”的装饰。我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了一套黑色的运动服——那是去年暑假参加一个户外拓展训练营时发的，我一次都没有穿过。黑色紧身长袖，黑色运动长裤，黑色跑鞋。我把头发扎成了一个低马尾，用黑色发圈固定住。

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完全不像桑夏·李嘉格。

更像一个准备潜入黑暗的人。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塞进口袋。然后我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一把多功能折叠刀。这是我父亲在我入学时送给我的礼物，他说“一个女孩独自在外，总要有点防身的东西”。我当时觉得他小题大做，把折叠刀塞进了抽屉最深处，从来没有打开过。

今天我把它的刀刃检查了一遍。

很锋利。

我把折叠刀收进口袋，坐在床边，开始等待。

晚上九点，宿舍楼逐渐安静下来。周五的晚上，大部分人都在派对或者朋友房间里，走廊里偶尔有脚步声和笑声，但频率越来越低。

九点半，我给温特尔发了一条消息：“准备好了。”

她几乎立刻回复了：“十点四十五分，图书馆侧门。穿深色衣服。”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几秒，然后锁屏。

十点十五分，我离开宿舍。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尽头克莱尔的房间门缝里透出灯光和音乐声。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她的门口，下了楼梯，推开布莱克舍的侧门，走进夜色中。

十月的夜风已经很冷了，我黑色运动服的领口拉到了下巴，但冷风还是从袖口和领口的缝隙里钻进来，在皮肤上留下一层鸡皮疙瘩。校园里的煤气灯在雾气中发出昏黄的光，把小路照得像一条通往未知的隧道。

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刻意放轻，让跑鞋的橡胶底在碎石路面上不发出声响。这不是我天生的能力——拉拉队训练教会了我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如何让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到毫米。此刻，那些训练中的肌肉记忆正在派上用场。

图书馆侧门是一扇铁制的防火门，面向校园最偏僻的东侧小径。我到达的时候，温特尔已经在那里了。

她今晚也穿了黑色。黑色的卫衣，黑色的工装裤，黑色的帆布鞋。她的黑发被塞进了一顶黑色的棒球帽里，整个人像是一块被夜色吸收的阴影，如果不是她手里那杯咖啡的白色杯盖在煤气灯光线下反射出一点微光，我几乎看不到她。

“你不应该在行动前喝咖啡。”我说，声音压得很低。

“咖啡因让我的思维更清晰。”温特尔说，把最后一口咖啡喝完，把空杯塞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咖啡因也让心跳加快，手会抖。”

“我的手不会抖。”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我注意到她把咖啡杯放进垃圾桶的时候，手指确实没有一丝颤抖。不像我——我的手指正以一种微妙到几乎不可察觉的频率在微微发颤。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肾上腺素。

“保安换班是什么时候？”我问。

温特尔看了一眼她手腕上的电子表。那是一款老旧的卡西欧，黑色的塑料表带已经磨损得发白。

“还有四分钟。十点五十五分，戴夫·麦卡锡会从主楼的值班室走到东门岗亭，和他的同事交接。从东门岗亭到图书馆的直线距离是两百米，但如果他按照惯例抽完那根烟再走，他会多停留三到五分钟。这意味着从十点五十五分到十一点零二分之间，东侧校园没有任何巡逻保安。”

“那监控摄像头呢？”

“图书馆侧门这一侧没有摄像头。”温特尔说，“我检查过所有的监控覆盖图。龙学院的监控系统是二零零八年安装的，覆盖了所有主要出入口和公共区域，但东侧防火门是一个盲区。因为这一侧没有正式的入口，只有这扇用于紧急疏散的防火门。”

“你连监控覆盖图都搞到了？”

“保安室的门禁卡很好复制。”温特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白色的卡片晃了一下，“但我只在保安休息的时候进去过。我不喜欢在有人的地方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