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天,我的生活分裂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白天的版本是Sunshine。我去上课,记笔记,回答问题。我去拉拉队训练,带队排练校庆活动的舞蹈,在托举动作中稳稳地接住从空中落下的队友。我去学生会开会,讨论春季舞会的主题,投票通过了两项预算提案。我和克莱尔一起吃午餐,听她讲她和男朋友的周末计划,在她问我“你还好吗”的时候微笑着回答“我很好”。
晚上的版本是桑夏。八点整,我准时出现在图书馆地下档案室。温特尔已经在那里了,台灯亮着,面前堆满了从地下密室搬来的文件。我坐在她对面,帮她翻阅那些三百年前的纸张,辨认那些褪色的字迹,整理那些散落的数据。
我的拉丁文不够好,温特尔就一句一句地帮我翻译。她的拉丁文水平远超我们课程的要求——事实上,她的很多能力都远超一个普通高中生应有的水平。
“你在哪里学的拉丁文?”有一天晚上我问她,那时我们正在翻看塞缪尔·哈蒙德的一本日记,里面有大段大段的拉丁文段落。
“自学的。”温特尔说,没有抬头,“我父亲失踪后,我在他的书房里找到了他的拉丁文教材。他教过这门课,在龙学院。他会在教材的空白处做笔记,写一些关于学院历史的想法。我学拉丁文是为了读懂他的笔记。”
她说话的时候,手指在一段拉丁文上缓缓移动,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默念。台灯的光线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睫毛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我看着她的手指。修长的、苍白的、骨节分明的手指。无名指上那个淡淡的旧伤疤——我注意到了,但没有问过。
“那个伤疤,”我说,声音比我想象的要轻,“是怎么来的?”
温特尔的手指停了一下。
“十岁的时候,我想打开父亲书房里一个锁着的抽屉。”她说,语气平静得像在描述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我用一把刀撬锁,刀滑了,割在了手指上。缝了四针。”
“抽屉里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温特尔的手指重新开始移动,“他所有的研究材料都不在那个抽屉里。它们在他的脑子里,在他失踪的那一刻就消失了。我在试图找回一个已经不在了的东西。”
档案室里很安静。暖气管道里的水流声,远处钟楼敲响十一点的钟声,以及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我低下头,继续翻看面前的文件。
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张折叠的纸。我把它抽出来,展开。纸张已经变得很脆了,边角有破损,但字迹还算清晰。
那不是什么古老的文献。那是一封信,打印的,日期是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
我愣住了。
“温特尔。”
她抬起头。
我举起那封信。“这是你父亲写的。”
她的动作停了一瞬——那一瞬太短了,短到如果不是我一直在看着她,根本不可能捕捉到。然后她放下手中的日记,伸出手,接过那封信。
她的手指碰到信纸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些微小的颤抖。不是那种因为冷或者害怕而产生的颤抖,而是另一种——一个用理性构建了六年防线的人,在面对情感冲击时,身体先于意识的反应。
她开始读信。
我没有看她的脸。我把目光移开了,落在对面墙上的一幅旧海报上。那幅海报是关于龙学院一九五零年校庆活动的,印刷粗糙,颜色已经褪成了灰蓝色。我盯着海报上一个模糊不清的龙形图案,假装自己在研究它的线条和比例。
温特尔读完信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不是哭泣。
是呼吸。
一种很深的、很慢的、像是从胸腔最底部挤压出来的呼吸。
我转过头。
温特尔把信纸平放在桌面上,双手压在纸的两侧,手指伸直,像是在测量一张地图的尺寸。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不是因为她没有感觉,而是因为她把所有的感觉都压进了那双黑色的眼睛里。
那双眼睛里有光。
不是泪光。是另一种光。
“他知道了。”温特尔说,声音比我听过的任何时候都要低,“他在失踪前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献祭的真相。知道哈蒙德家族和温思罗普家族的关系。知道二零零一年的献祭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她的手指在信纸上缓缓移动,像是在抚摸那些字的轮廓,“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告诉我妈妈。但他在信的最后说——‘如果我没有回来,不要找我。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为了保护你们。这所学校不会让真相见光。但我把所有的研究材料都藏在了钟楼的地下室里,有一天,会有人找到它们,会有人完成我没有完成的事。’”
她抬起头,看着我。
“他写的是‘会有人’,不是‘你’。”她说,“他不想让我来找。他知道这很危险。但他在日记本里留了线索——只有我能看懂的线索。他用了我小时候的昵称作为密码。”
“他希望你来找。”我说。
温特尔沉默了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