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大人们拦在门外,医院走廊的瓷砖又白又冷,头顶的灯光也白得刺眼。
他个子还没完全长开,站在那群神色凝重的大人中间,像一根细瘦却硬撑着不肯弯下去的小木桩。
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医生走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一张已经写满了坏消息的纸。
他说这种病很少见,非常少见,小地方的设备和经验都不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基础维持。
真正有救治希望的地方,得去上海,得去那种全国顶尖的大医院,找最好的团队,做最复杂的检查和评估。
话说得很克制,甚至有些绕,但大人都听懂了。
流萤的父母当场就决定带她走。
这是理所当然的。
她是他们的女儿,不管分析员有多么不舍,不管他当时多么慌乱,多么害怕,多么不愿意接受“流萤会离开”这个事实,流萤终归是别人家的孩子,终归要去治病,终归要被父母带去那个更大、更远、也更陌生的城市。
离开的那天,天色灰蒙蒙的,像一块没拧干的旧抹布盖在城市上空。
流萤坐在车里,脸色还是有些苍白,身体也明显比从前虚弱了很多。
她的母亲在整理行李,她的父亲在和司机说路线,所有人都在为“去上海”这件事忙碌,只有分析员站在车门边,像被抽走了舌头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想说你一定要回来。
想说那天你亲了我,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你。
想说等你病好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看漫画,一起吵架,一起去买冰棍,一起把那些没玩完的幼稚游戏玩到彻底厌烦。
但那些话全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剩下一句很干、很笨、很没用的:
“你要早点好起来。”
流萤坐在车里,望着他,嘴唇轻轻动了动。
那时候她太虚弱了,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羽毛擦过耳边。
分析员没有完全听清,只模糊觉得,她像是在叫他的名字,又像是在叫那个早就被他自己嫌幼稚的旧称呼。
车门关上。
引擎发动。
那辆车从他眼前一点一点开远,像把他生命里某一段最明亮的时光,整个从地面上连根拔起,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从那时开始,分析员就觉得,自己突然很想念她。
不是那种偶尔想起的、淡淡的惦记。
而是一种像有东西硬生生嵌进胸口里的想念。
他会在放学路过曾经一起买零食的小卖部时想起她,会在看见新一期少女漫画的封面时想起她,会在夏天切开第一块西瓜时想起她。
甚至有时候夜里躺在床上,空调嗡嗡地响着,他一闭上眼,就会看见流萤那天红着脸靠近他的样子,看见她吻完自己之后那双颤抖的眼睛,看见她倒下去时那一瞬间失去血色的脸。
他开始经常给流萤打电话。
可电话打不通,一直没人接。
最开始是忙音,后来是关机,再后来,连号码本身都像失去意义了一样,拨过去只剩机械而冰冷的提示音。
他也给她写信。
可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该寄到哪个地址。
流萤一家离开得太匆忙,留下的信息少得可怜,只知道她去了上海,只知道是去治病。
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他甚至幼稚地想过,要不要给所有大医院都写一封,反正只要有一个地方真的收到,流萤就可能看到。
于是他真的写了很多。
信纸有时候是从文具店买来的最普通的白纸,有时候是学校发的方格作文纸。
他写得并不文艺,也不深情,更不像电视剧里那种少年人故作成熟的忧郁告白。
他会写最近学校换了新体育老师,讲课像吼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