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三日,深夜。
王恪坐在轧钢厂技术科办公室里,面前摊开著三本厚厚的笔记本。一本记录著新型合金的试验数据,一本是东北之行的考察笔记,还有一本是系统提供的“工业技术树”局部截图——用这个时代的绘图笔精心描摹而成,去除了所有超越时代的痕跡。
窗外下著淅淅沥沥的雨,六月的四九城开始进入雨季。雨水敲打著玻璃窗,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办公室里只有一盏檯灯亮著,昏黄的光圈笼罩著书桌。
他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个小时。
从东北回来的第三天,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但紧迫感让他无法休息。系统任务的倒计时在脑海里跳动:357天,356天……时间像沙漏里的沙子,无声流逝。
“必须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路线图。”王恪轻声自语,拿起钢笔。
笔尖落在崭新的稿纸上,他写下標题:《红星轧钢厂三年技术改造总体规划(草案)》。
標题很大,但他知道不能好高騖远。系统任务要求一年內完成新型轧机,这是硬指標。但技术改造不是孤立的,需要配套的工艺、人才、管理体系。他必须通盘考虑。
第一页,他画出一个时间轴:
1950年6月-1951年6月:核心攻关期。完成新型轧机研发与试製。
1951年7月-1952年6月:配套完善期。升级辅助设备,优化工艺流程,培训技术队伍。
1952年7月-1953年6月:全面推广期。总结经验,形成標准,为行业提供参考。
时间轴下方,他列出了每个阶段的关键节点。
第一阶段有五个关键节点:
完成新型轧机初步设计方案(1950年8月底前)
关键部件选型与供应商確定(1950年10月底前)
完成详细设计图纸(1950年12月底前)
试製与厂內测试(1951年3月底前)
投產运行与工艺调试(1951年6月底前)
每个节点后面,他都標註了负责人、所需资源、风险评估。
写到关键部件选型时,王恪停下笔,打开东北考察笔记。
在瀋阳重型机械厂,他见到了一台1937年日本留下的旧轧机。设备老旧,但基础结构扎实。负责维护的赵德柱师傅——陈同志介绍的那位——带著他仔细看了每一个部件。
“王科长,你看这主传动齿轮。”赵师傅当时拍著油腻的齿轮箱,声音洪亮,“小日本的东西,用料扎实,加工精度高。用了十几年,磨损还不到一毫米。”
王恪用手摸了摸齿轮表面,强化后的感知能清晰感觉到磨损的细微痕跡:“赵师傅,如果咱们自己做,能做到这个水平吗?”
赵师傅沉默片刻,摇头:“难。不是技术做不到,是材料和工艺跟不上。咱们的钢,淬火后容易变形;咱们的工具机,精度差一截。要做,得从头来。”
这话很实在。王恪在笔记上记下了关键点:齿轮材料(特种合金钢)、热处理工艺(防变形)、加工设备(精密工具机)。
在哈尔滨轴承厂,他看到了更严峻的现实。厂里正在试製大型轧机轴承,但废品率高达40%。总工程师苦著脸说:“苏联图纸给了,材料给了,可就是做不好。热处理控制不稳,磨削精度不够,装配更是凭手感。”
王恪在笔记上写下:轴承——材料、工艺、检测、装配,全链条薄弱。
这些考察结果,现在成了路线图上必须攻克的难关。
王恪翻到笔记本另一页,那里记录著系统“工业技术树”中相关的技术节点。在“轧制设备”分支下,“主传动齿轮製造”“大型轴承国產化”“自动厚度控制”等节点都是灰色的,等待点亮。
每个节点后面都有简要说明和前置条件。比如“大型轴承国產化”需要先点亮“轴承钢冶炼”“精密磨床”“热处理控制”三个子节点。
这就像一张技术地图,告诉他应该先走哪条路,攻克哪些关卡。
王恪根据这些信息,重新调整了路线图。在第一阶段增加了三个“子项目”:
子项目一:特种齿轮钢研製(与钢厂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