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来得又快又猛。
五月刚过,气温就窜到了三十度以上,法租界的梧桐树从嫩绿变成了深绿,叶子大得像一把把小蒲扇,在热风中无力地摇晃着。知了躲在树荫里没完没了地叫,声音大得像有人在用电锯锯木头。柏油路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会留下浅浅的脚印。
上海变了。
北伐军在三月下旬进入了上海,没有打仗,没有流血,几乎是一枪未发就接管了这座城市。北洋系的旗帜从各个机构的大楼上降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国民革命军的青天白日旗。顾大帅被收编了,顾家军改了个番号,变成了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还是由顾大帅带着,只是上面多了一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管着。
沈氏银行的生意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战争没有打到上海,银行的大门一天都没有关过。但沈静澜知道,格局变了,规则变了,以前那些好用的关系、好使的门路,一夜之间可能就作废了。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重新梳理客户关系、重新评估风险、重新制定业务策略上。
他忙得几乎没时间想别的。
几乎。
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沈静澜在办公室里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写着“沈静澜先生亲启”,字写得不太好,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寄出地址是“广州黄埔军校”。邮戳上的日期是六月十日。
沈静澜看着那个信封,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
他的手指在信封的边缘摩挲了几下——纸质的触感粗糙而温暖,像一个人的手掌。
然后他拆开了信封。
信纸是那种粗糙的、黄色的、带着横线的信纸,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是用钢笔写的,墨水是蓝黑色的,有些地方墨迹洇开了,大概是写字的时候手出了汗。
信很短。
“沈静澜:
军校的饭很难吃,教官很凶,但我不怕。
就是有点想你。
你呢?
——顾”
沈静澜看了第一遍。
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他看了第二遍。
他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皱,只是眉尾抬高了不到一毫米。
他看了第三遍。
他的嘴角有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不可察觉的、向上的弧度。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然后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把信封放在抽屉最里面的角落,压在几份旧文件下面。
那个位置,之前放着顾霆钧写的那张卡片——“你不出来见我,我就进去找你。”
现在又多了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