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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岸的房间（第1页）

车子开了大概四十分钟。

我靠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上海。高楼，天桥，梧桐树，骑自行车的人，拎着菜篮子的老人，追逐的小孩。这个城市在我面前展开，像一幅巨大的、不停流动的画。而我在画的边缘，隔着玻璃，觉得自己和这一切没有关系。

我唯一有关系的人，正握着方向盘，安静地开着车。

车里放着一首很老的歌，声音开得很小，小到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没有听清歌词，只听见旋律起起伏伏的，像海浪，一下一下地拍在沙滩上。

他住的地方在虹桥附近，一个不算太新的小区。楼不高，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有几处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灰黑色的水泥。他把车停好，帮我从后备箱拿出行李箱，拖着走在前面。我跟在他后面，经过一个种满枇杷树的小花园，经过一排锈迹斑斑的信报箱，进了一栋楼。

电梯很小，两个人加上一个行李箱，就没什么多余的空间了。他按了十二楼，电梯门关上，不锈钢的墙面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

谁都没有说话。

电梯到了，他走在前面，掏出钥匙开门。门锁不太好开，他拧了两下才拧开。门开了，他侧身让我先进去。

我走进他的房间。

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还算干净。客厅里有一张沙发，深灰色的，上面扔着一件没叠好的外套。茶几上放着半杯水和一包开了封的薯片。电视柜上有一排书，摞得不太整齐，最上面那本倒扣着，像看到一半就放下了。

我闻到一股淡淡的洗衣液味道，和他高中校服上的一模一样。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在用同一个牌子。

“随便坐。”他说，把行李箱靠墙放好，弯腰把那件外套收走了。

我走到窗户边。窗台上果然放着那盆绿萝，比照片里看到的更大了一倍，叶子垂下来，几乎拖到了地上。绿得很旺盛，像憋着一股劲儿在长。

“你不是说你总忘了浇水吗？”我回头问他。

他在厨房里，背对着我，好像在烧水。听到我的话，头也没抬地说：“是忘了。但它自己还是长。”

“植物不能只靠自己。”

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端着两杯水走出来，一杯递给我。玻璃杯是温热的，他用的是热水，没有放茶叶，就是白水。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坐在那一头，我坐在这一头，中间隔了大概一米的距离。不远不近，刚好够我把他的样子看清楚。

他比照片里瘦。比高中时候瘦了不止一圈。颧骨的线条更明显了，下巴更尖了，眼睛下面的青黑更深了。但他的手还是那样，骨节分明，手指很长，指甲修得整整齐齐。

我忽然想起那双很久以前被冰可乐冻红的手。

“你瘦了。”我说。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说这个。然后他笑了一下，很淡的那种笑，说：“做设计的人都瘦，加班加的。”

“那你多吃点。”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

我没有反驳。以前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一定会说一句“你才啰嗦”。但现在我不想说。不是没脾气了，是舍不得。舍不得把时间花在斗嘴上。因为我不知道自己能在上海待多久，不知道这张沙发这杯水这个人，什么时候又要变成手机屏幕里的一行字。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你在上海这几年，过得好吗？”

他端着水杯，没有喝，低着头看着杯子里自己的倒影。杯子里的人影是倒过来的，像一个颠倒的世界。过了几秒钟，他说：“还行。能活。”

又是这三个字。能活。

我忽然觉得胸口有什么东西堵着。不疼，就是堵。像有一团棉花塞在那里，呼吸不畅，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沈岸。”我叫他的名字。

他抬起头看我。

“那天你跟我说了什么？摩托车开过去了，我没听清。”

其实想问考完试要跟我说什么，但我还是没问出口，问了那天他说的话。也一样。本来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不会问出口了。但此刻我坐在这张沙发上，和他相隔一米，窗外的光落在地板上，把整个房间染成蜂蜜的颜色。我忽然觉得，如果不问的话，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

他看着我的眼睛，很久没有动。

窗外的阳光慢慢地移动，从地板上移到茶几上，移到他那杯水的杯沿上，在水面上折射出一小片晃动的光。

他张了张嘴。

门铃忽然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