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到上海的第二个月,我开始慢慢地把一些东西从老家搬过来。
不是一次性搬的。每次回去看父母,行李箱里塞一两样,像蚂蚁搬家一样,一点一点地,把这个人的痕迹从北方挪到南方。
第一次带过来的是一本书。高中语文读本,封面折了一个角,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已经模糊得几乎看不清了,但我记得上面写的是什么——“也没什么事,就是想看看你。”
我把书放在新家的书架上。书架很空,这本书立在那里,像一个孤单的哨兵。
第二次带过来的是一把伞。深蓝色的,折了两根伞骨,撑开的时候有一面是塌下去的。好几年没用过了,伞面上落了一层灰,我用水冲了冲,晾在阳台上。水滴从伞面上滴下来,在阳台的地砖上汇成一小滩。
沈岸来的时候看到了。
他站在阳台门口,看着那把晾着的伞,看了几秒钟,说:“这把伞还在?”
我说,嗯。
“都破成这样了你还留着。”
“你给我的。”我说。
他没说话。走过去,把伞拿起来,抖了抖上面的水,试着撑了一下。那面塌下去的伞骨发出咯吱一声响,像一个老人伸懒腰时骨头发出的声音。他笑了一下,把伞收起来,靠在阳台的墙角。
“留着吧,”他说,“万一哪天用得上。”
第三次带过来的是一颗糖。橘子味的,放在一个很小的透明密封袋里。糖纸已经粘住了,撕不开了,橘子的颜色也褪成了淡黄色,像一片秋天的树叶。
沈岸看到的时候皱了皱眉。
“这糖还能吃吗?”
“不能了。”
“那你还留着?”
“你给我的。”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把密封袋拿过去,对着光看了看。糖在袋子里安静地躺着,糖纸皱巴巴的,上面印着的字已经完全看不清了。他把袋子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放回了桌上。
“陈屿。”
“嗯。”
“你是不是把我给你的所有东西都留着?”
我想了想。那些信倒是还在,放在老家床底下的樟木箱子里,没有带过来。还有一些更小的东西——一张电影票根,半块橡皮,一瓶喝了一半的可乐——那些早就没了。
但大部分还在。
“也不是所有,”我说,“有些找不到了。”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已经准备关门了,他忽然伸出手,把一个东西塞进我手里。然后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像怕我拒绝。
我低头看。
是一把钥匙。他家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