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的早上,我醒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旁边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得端端正正,像没有人睡过一样。床头柜上放着一杯水,杯壁还挂着细密的水珠,是刚倒的。旁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粥在锅里,今天没煮糊。”字迹比平时潦草,有几个字歪歪扭扭的,像是手在抖。我把纸条叠好,放进了口袋。
粥确实没煮糊,稠稠的,放了红枣和枸杞,比以前那几次好多了。我盛了一碗,站在厨房里吃。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灶台上,落在碗沿上,落在我握着勺子的手背上。粥很烫,我一口一口地吹着,吃得慢了又慢。窗外的枇杷树还是那样,叶子绿着,偶尔有几只麻雀落在枝头,跳几下,又飞走了。
那几天沈岸回来得比以前晚。问他在干嘛,他说在加班。问他吃了吗,他说吃了。问他和谁吃的,他看了我一眼,说和同事。然后就不说话了。他的手机屏幕总是朝下扣在桌上,以前他不这样。以前他的手机随便扔在沙发上,扔在床上,扔在任何一个顺手的地方。现在他总是屏幕朝下地放着,像在藏什么,又像在保护什么。
我没有去翻他的手机。
不是不想,是不敢。怕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也怕什么都看不到。怕看到的东西让自己承受不了,也怕看不到的东西让自己更加不安。有时候不知道比知道好,有时候知道比不知道好。我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像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周六的下午,他出门了一趟。说去公司拿点东西,两个小时就回来。三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回来,四个小时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我给他打电话,响了几声就挂了。然后发来一条消息:“在路上。”
他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手里提着一个袋子,里面是一盒草莓。和上次一样的包装,透明塑料盒,金色的丝带,左边翅膀比右边大一圈。他把袋子递给我,说:“路过水果店,看到草莓新鲜。”我没有接。他举着那个袋子,手悬在半空中,像一只不知道往哪儿落的鸟。
“沈岸,你去了哪里?”我问。
“公司。”
“公司到这个点还有草莓卖?”
他愣了一下。那个愣很短,不到一秒,但我看到了。他收回手,把袋子放在玄关的鞋柜上,换鞋,走进来。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什么,又像是在准备什么。他走到沙发前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带松了一只,垂在鞋面上,和上次一样,和上上次也一样。他永远系不好鞋带,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学会。
“陈屿。”他说。
“嗯。”
“我没有去公司。”
我知道。
“我去了医院。”
空气忽然变得很安静。电视没开,窗外的风停了,楼上小孩的跑步声也停了。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这一刻按下了暂停键,只有客厅的钟在走,滴答,滴答,滴答,像心跳。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他低着头,没有看我,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敲着,食指,中指,食指,中指。那个紧张的小动作,此刻看起来格外扎眼。
“为什么去医院?”我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平静。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他的嘴唇在发抖,但声音是稳的。
“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去做个检查。”他说,顿了顿,“结果还没出来。”
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我听得很清楚,但那些字进入我的耳朵之后,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我认识但不理解的符号。身体不太舒服。去做个检查。结果还没出来。这些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它们变成了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是什么,我不知道。
“哪里不舒服?”我问。
“就是累。没力气。瘦了一点。”
“瘦了一点”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圈。瘦了一点。不是一点。他瘦了很多。从夏天开始,他的衣服就越来越空,像挂在衣架上一样。我以为是他加班太多,以为是他不好好吃饭,以为是他压力大。我找了很多原因,每个都很合理,每个都很日常,每个都让我觉得“没关系,会好的”。
现在那些原因像纸糊的墙,被风吹了一下就倒了。墙后面是一扇关着的门。门后面是什么?
“什么检查?”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