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假装翻了个身,面朝他。被子蹭到他的手臂,他没有躲,也没有靠近,就那样安静地躺着,像一具还有温度的、沉睡的身体。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看着他的轮廓。路灯的光很暗,只能看到他的鼻梁、嘴唇、下巴的弧线。那些线条我以前看过无数次,在教室里,在走廊上,在公交站,在高铁上,在这张床上。但今晚看起来不一样了。今晚那些线条很软,软得像要融化了,像冰激凌在太阳底下慢慢塌下去,你用手去接,它就从指缝里流走了。
我伸出手,想碰一碰他的脸。
手指在离他脸颊几厘米的地方停住了。像以前很多次那样,那座桥又架了一半就停下了。但这一次不是因为犹豫,是因为害怕。怕碰到的是凉的,怕碰到之后我的手会发抖,怕发抖被他发现,怕他发现之后还要假装没发现。
我把手缩了回来。
窗外不知道哪一户人家的空调外机在嗡嗡地响,声音很低,很远,像一只疲倦的蜜蜂在玻璃外面打转。他的呼吸慢慢变得平稳了一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假装睡着。我已经分不清了。这些天我分不清很多事情——分不清他是真睡还是假睡,分不清他的“没事”是真的没事还是假的没事,分不清我们之间那个拳头的距离是消失了还是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周五早上,他起得很早。
我醒的时候他已经在浴室里了,水声哗哗的,他洗了很久。我躺在床上,听着水声,看着天花板上的那道裂缝。裂缝比前几天长了一些,从吊灯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分叉的河流。不知道是裂缝真的变长了,还是我的记忆出了错。
水声停了。他从浴室出来,头发湿着,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毛衣。那件毛衣是他去年冬天买的,穿在他身上以前是合身的,现在大了,领口松垮垮地挂在锁骨上,像一件偷来的衣服。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用手把头发往后拢了一把,露出额头。额头比以前更宽了,太阳穴凹陷进去,两边的颧骨高高地突出来,像两座小小的山丘。
他转过身看着我。我已经坐起来了,被子堆在腰间,头发乱着,眼睛大概还是肿的。他看了我两秒,然后走过来,在床边蹲下来,平视着我的眼睛。
“陈屿。”
“嗯。”
“结果今天出来。”
“我知道。”
“不管是什么——”
“沈岸。”我打断了他。我不想再听那个词。如果。不管。这些词都是同一个意思——他在做最坏的打算。他在把船推离港口,他在让我先走,他在一个人扛着所有的重量,假装那重量很轻,轻到一只手就能托起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但亮的方式变了。以前是星星的那种亮,现在是从水底往上看的那种亮——光还在,但隔了一层,透不上来。
“我陪你去。”我说。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点了一下头。他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拿出一件外套穿上。穿外套的动作很慢,先是左胳膊,再是右胳膊,然后拉了拉领子,把毛衣领口塞进去。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认真,认真到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穿衣服。一件一件地穿好。像是在准备出门,又像是在准备别的东西。
我起来洗漱换衣服。刷牙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的人很陌生,眼睛下面是青黑色的,嘴唇干裂了,下巴上有一小块没刮干净的胡茬。这个人看起来像是老了十岁。我对着镜子把胡茬刮干净,把脸洗干净,把头发梳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是空白的,没有任何想法。不是没有想法,是想法太多了,多到脑子装不下,溢出去了,只剩下一个空壳。
出门的时候他在门口等我。鞋带系好了,没有再松开。他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手机,屏幕亮着,但他没有在看,只是握着。我穿好鞋,站到他旁边。他看了我一眼,说,走吧。
门关上的声音比平时重。咚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落了锁。我在那一声里恍惚了一下,觉得这个声音似曾相识。很久以前,在另一个城市,另一个门口,也有过这样的声音。那是樟木箱子的盖子落下来的声音。箱子里面装着那些信,那些发黄的、边角卷起来的信,上面写着“见字如晤”,写着“我要去南方了”。
电梯来了。他走进去,我跟进去。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不锈钢的墙面映出我们两个人的影子,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雾。他站在我左边,肩膀几乎挨着我的肩膀,但隔了一层羽绒服的厚度,那层厚度像一堵墙,不厚,但你穿不过去。
电梯到了。门开了。一楼大厅的光涌进来,很亮,刺得我眯了一下眼睛。他走出去,我跟在后面。他的脚步不快不慢,和平时一样,嗒,嗒,嗒,嗒。但今天听起来,那嗒嗒声里多了一点什么——也许是沉重,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
外面的天是灰的。不是阴天的那种灰,是冬天特有的那种灰,像是整个世界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纱布。阳光在纱布后面挣扎着,只能透出一点点惨白的光,落在地上没有温度,只是一种颜色而已。
他站在单元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空气进入他的肺,他微微缩了一下肩膀,然后呼出来,白气在面前散开,一团一团的,像一朵一朵快要散架的云。
“走吧。”他说。
我跟在他后面,走进了那片灰蒙蒙的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