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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第1页）

沈岸做骨髓穿刺那天，我在走廊里等他。不是不想进去，是他不让。他说你就在外面待着，里面冷。我知道不是因为冷，是他不想让我看到那根针扎进他骨头的样子。他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藏，把眼泪藏起来，把害怕藏起来，把疼藏起来。他以为藏起来就不存在了，他不知道，藏起来的东西，会在别的地方长出来，长得更深，更密，更难拔。

走廊里的蓝色塑料椅子很硬，坐久了腰疼。我坐在12床门口，手里拿着那本旧书，翻到第三十七页。第三十七页讲的是一个人在海边等另一个人，等了很久，等到潮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等到海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等到太阳落进海里又升起来。等到最后，那个人没有来。他等到的是一个消息——那个人不会来了。永远都不会来了。

书页上有一小块水渍。不是我的眼泪，是以前沾上的，不知道是水还是别的什么。我把书合上，放在膝盖上。走廊里有人经过，推着小车，车上放着药瓶和纱布，轮子碾在地胶上没有声音。护士的白色鞋子踩在地上也没有声音。一切都安静得不真实，像是在看一部关掉了声音的电影。画面在动，人在走，但没有声音，没有对白，只有字幕。

门开了。

沈岸被推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纸。不是那种“有点白”的白，是那种“透明了”的白，皮肤底下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像一张画在宣纸上的地图。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微微颤着，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一点点干涸的血迹。他的右手握成拳，指甲嵌进掌心里，留下几道深深的月牙印。疼的。他没有喊，没有叫，没有掉一滴眼泪，但他的手掌出卖了他。

护工把他推回病房，我帮忙把他移到床上。他的手还是凉的，凉得像握着一块冰。我把被子给他盖好，把他的手放进去。他睁开了眼睛，浑浊了一会儿，慢慢变清了。看到是我，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疼不疼？”我问。

“还行。”他说，声音哑得像砂纸磨着木头。

他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冷的发抖，是疼的那种抖。他的身体在被子下面微微蜷着，像一只受了伤的、缩在壳里的蜗牛。我倒了杯温水，放在床头柜上。他看了一眼那杯水，没有去拿。他的右手还握着拳，手指慢慢舒展开，掌心有几道深深的红印，几乎要破皮了。

“陈屿。”

“嗯。”

“你把手给我。”

我把手伸过去。他握住了。他的手心是凉的，但掌心里那几道红印是烫的。他把我的手贴在他脸上，脸颊是凉的，颧骨硌着我的手背。他的睫毛扫过我的手指，痒痒的，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你身上好暖和。”他说。

我没有说话。我把另一只手也覆上去，捂着他的脸。他的脸很小，小到两只手就能全部盖住。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他的脸是有肉的，圆润的，摸上去是有弹性的。现在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包着骨头。

他闭着眼睛，呼吸慢慢平稳下来。不是睡着了，是那种疼到极致之后的身体自我保护，身体自己切断了意识，让灵魂暂时离开一下，离开这副正在受苦的躯壳。我看着他闭着眼睛的脸，觉得他像一盏灯，火苗还在，但灯油快烧干了。你不知道它还能烧多久，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一个月，还是一年。你只知道，它在烧着，还没有灭。

隔壁床的老人今天精神好了一些，半坐起来，靠着枕头，看着我们。他的家属不在，那个穿暗红色棉袄的中年女人不知道去了哪里。老人看着沈岸握着我的手，看着我用双手捂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把目光移开了。他什么都没有说。在医院里，人们学会了一件事——不要问。不要问隔壁床的人得了什么病，不要问他还能活多久，不要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因为答案太重了，你扛不住，他也扛不住。

下午，医生来了。还是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大褂口袋里还是别着三支笔。他站在沈岸床前，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翻开，合上，又翻开。沈岸已经醒了，靠着枕头坐着，手里握着那杯凉透的水。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像是已经知道了结果。

“沈岸，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医生说。

空气忽然变得很重。我坐在椅子上，手握着扶手，握得很紧。铁扶手是凉的，凉意顺着掌心往上爬，爬到手腕，爬到手臂，爬到心脏。心脏跳得很快，快到我以为它会从胸口跳出来。沈岸没有说话，他看着医生，等着。他的手指在水杯上慢慢地收紧，指节泛白，杯壁上的水珠被挤下来，顺着杯身往下流，滴在床单上，一小滴，一小滴，像眼泪。

医生推了一下眼镜。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清晰到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刀一刀地割在空气上。他说了一个很长的医学名词，拉丁文的，我听不懂。但他后面的那句话，我听懂了。

“我们建议尽快开始化疗。”

化疗。这个字我认识。我在电视上见过，在小说里读过，在别人的故事里听过。它从来都离我很远，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但现在它就在我面前，站在沈岸的病床前，穿着白大褂，别着三支笔，用平静的、专业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说出了这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