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带了那本书。沈岸说的,随便,你挑的就行。我在他的书架上站了很久,手指从一本书划到另一本书,不知道该拿哪一本。他的书不多,设计类的画册占了大半,文学类的只有几本,都看过了。最后我拿了一本自己的书,是我从北方带过来的,封面已经有些旧了,边角磨白了。书不厚,我想他应该能看完。
到医院的时候是上午。走廊里还是那样,灯管嗡嗡响,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护士站换了个人,短头发的,低着头在写什么,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沙沙的,像秋天的落叶。我走过那排蓝色的塑料椅子,走过开水间,走过11床,到了12床。
沈岸不在床上。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摆在正中间,床头柜上放着那只透明玻璃杯,水是满的,没有喝过。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倒扣在枕头上,翻到了一半。我站在床边,手里还拿着那本书,不知道该放哪儿。隔壁床的老人醒着,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珠一动不动,像两颗玻璃球。老人的家属不在,那个穿暗红色棉袄的中年女人不知道去哪儿了。机器还在滴滴地响,声音单调重复,像某种不会停歇的、永久的时钟。
“他去做检查了。”老人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着木头。我转过头看他,他依然看着天花板,没有看我。“早上八点多就推走了。”他说完闭上眼睛,像是说这几句话就用光了所有的力气。他的嘴唇干裂了,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一点干涸的、暗红色的痕迹。
我说了声谢谢。他没有回应,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不想再说话了。机器继续滴滴地响着,窗外的阳光慢慢地移动,从窗台移到床头柜,移到那只装满水的玻璃杯上。水折射着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波光粼粼的影子。
我把书放在沈岸的枕头上,在那本书旁边,并排靠着。两本书的封面颜色不一样,一本深蓝,一本旧得发白。它们靠在一起,安安静静的,像两个并排坐着的人。我拉过那把掉漆的白色铁椅坐下来,椅子又咯吱响了一声,这次我没有在意。我坐在那里等。
等。
时间过得很慢。慢到我开始数窗外飞过的鸟。一只,两只,三只。三只之后就没有了。天空空荡荡的,连云都没有,只是一片灰白色的、无边无际的空。楼下的小花园里有人在散步,穿病号服的中年男人,后面跟着一个拎着袋子的女人。他们走得很慢,男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口气,女人就站在旁边等,不急不催。等男人喘匀了,再继续走。
我看着他们从花园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从那一头走回来。走回来的时候男人手里多了一个橘子,是女人从袋子里拿出来的。他剥开橘子,把橘子皮递给女人,自己吃了一瓣。他嚼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了不起的美味。只是一瓣橘子而已。甜的,酸的,汁水很多。我以前不知道橘子这么了不起。
快十一点的时候,沈岸被推回来了。他躺在一张窄窄的推车上,身上盖着浅蓝色的薄被,脸色比昨天更白了,嘴唇几乎没有颜色,像两条褪了色的丝带。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微微颤着,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只是在闭目养神。推车的轮子碾在地胶上,没有声音,安静得像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护工是个中年男人,穿着深绿色的工作服,把推车停稳,说:“帮忙扶一下。”
我站起来,和护工一起把他从推车上移到床上。他的手很凉,凉到不像一个活人的温度。他的身体很轻,轻到让我觉得手里抱着的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成年男人,而是一捆干柴,一捧枯枝,一阵风就能吹散的东西。
他躺到床上的时候睁开了眼睛。那双眼睛浑浊了一会儿,像一杯被搅浑的水,慢慢地,慢慢地,沉淀,变清,最后焦点落在了我脸上。
“你来了。”他说,声音很轻,像一片纸落在地上,没有声响,但你知道它落了。
“嗯。”
“带书了吗?”
“带了。”
他转过头,看到枕头上并排靠着的那两本书。他的目光在那本旧书上停了一下,然后伸出手,把那本书拿起来,翻到第一页。他的手指很慢地翻过扉页,看到上面写着的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我的笔迹,很多年前写上去的,墨水已经洇开了,字迹有些模糊。他看着那个名字,看了一会儿,然后把书合上,放在枕头旁边。
“这本书我看过。”他说。
“什么时候?”
“很久以前。”
“讲的什么?”
他想了一会儿,说:“讲一个人走了很远的路,去找另一个人。”
“找到了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很弱,像快熄灭的蜡烛,风一吹就会灭,但此刻还亮着。“找到了。”他说,然后把目光移开了,看向窗外。窗外是那栋灰色的楼,灰色的墙,灰色的空调外机。没有海,没有山,没有任何值得看的东西。但他看得很认真,认真到像是在看一幅名画。
中午的时候,他的主治医生来了。还是昨天那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白大褂口袋里别着三支笔,一支黑色,一支红色,一支蓝色。他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翻了两页,又合上了。
“沈岸。”他叫了一声。
沈岸转过头看着他。
“昨天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一部分。”医生顿了顿,推了一下眼镜,“有些指标不太理想。我们建议做一个骨髓穿刺,进一步明确诊断。”
骨髓穿刺。这四个字落下来的时候,病房里的空气好像忽然被抽走了。我坐在椅子上,手握着扶手,握得很紧,铁扶手是凉的,凉意顺着掌心往上爬,爬到手腕,爬到手臂,爬到肩膀。沈岸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看着医生,嘴唇微微动了一下,说了一个字:“好。”
就一个字。好。像在回答“今天天气不错”,像在回答“吃饭了吗”。平静得不像是在面对一个可能需要骨髓穿刺的诊断。医生在文件夹上写了几个字,说会尽快安排,然后走了。白大褂消失在门口,脚步声渐渐远去,嗒,嗒,嗒,嗒,和昨天一样。但今天那嗒嗒声听起来不一样了,多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什么。
房间里安静下来。老人的机器继续滴滴响着,老人的家属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给老人喂水,一勺一勺的,水从勺子边沿漏出来,顺着老人的下巴往下流。她用纸巾擦掉,又喂了一勺。沈岸躺在那里,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管的位置延伸到墙角,分了一个叉,像一条分岔的河流。和家里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很像,但不是同一道。这道更长,更宽,更深。
“陈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