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在天台上等过流星。”
“记得。”
“那天没有流星。”
“嗯。”
“但是那天晚上的风,和今天有点像。”
他说的对。那天晚上的风,和今天有点像。都是冬天的风,干燥的,冷冽的,从很远的地方吹来,吹过操场,吹过教学楼,吹过坐在天台上的两个少年。那时候他们以为以后还有很多个夜晚可以一起等流星。以后还有很多个夜晚。以后。这个词太大了,大到装得下所有的愿望,所有的约定,所有的“以后再说”。他们不知道,“以后”是会结束的。在某一个你毫无准备的、普通的、不起眼的一天,它结束了。
我在轮椅上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亮,和那天晚上在天台上一样亮。那时候他躺在凉席上,手臂枕在脑后,说,流星怎么还不来。现在他坐在轮椅上,缩在毯子里,鼻尖冻得通红,说,那天晚上的风,和今天有点像。他没有说“如果再来一次”,没有说“要是当时”,没有说任何后悔的话。他不是那种人。他从来不会回头看。他只会在某一个下午,指着光秃秃的树枝,说,像不像那棵树?然后笑一下,很轻,很短。
“沈岸。”
“嗯。”
“你想不想去看海?”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一点光,很弱,像快熄灭的蜡烛,风一吹就会灭,但此刻还亮着。他看了我几秒,然后慢慢地点了一下头。就一下,很轻,像蜻蜓点水。
“想。”他说。
“那等天气暖一点,我们就去。”
他没有说好。他只是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很轻,轻到几乎看不出来,但我看到了。他在笑。他在用那个很轻很短的、像流星一样的笑容,告诉我,好。
风大了,我推着他回了病房。走廊里还是那样,灯管嗡嗡响,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护士站里的护士换了一个,短头发的,低着头在写东西。我把沈岸从轮椅上抱回床上,他的身体靠在我怀里,轻得像一捆干柴。他的头靠在我肩膀上,帽子蹭着我的脖子,毛线帽的质地软软的,痒痒的。
“陈屿。”
“嗯。”
“你身上好暖和。”
我把被子给他盖好,把手伸进被子里,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凉,凉得像握着一块冰。但那块冰还没有化。它在我的手心里,安安静静的,凉凉的,但还没有化。我捂着它,一下一下地,把我的体温传给他。
窗外又开始下雨了。上海的冬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窗玻璃上,像无数根极细的针。雨声沙沙的,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说着什么,但你听不清。永远听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