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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海（第1页）

三月中旬的时候，沈岸问了我一个问题。那天上海难得出了太阳，真正的太阳，不是那种躲在云层后面、只露出一个模糊轮廓的太阳。是那种金灿灿的、暖洋洋的、把整个病房都照亮的太阳。阳光从窗户涌进来，落在白色的床单上，落在沈岸苍白的脸上，落在他干枯的手指上。他眯着眼睛看着那片阳光，睫毛在光里变成了金色——那几根仅剩的、稀稀疏疏的睫毛，在阳光里竟然还和从前一样好看。

“陈屿，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海？”他问。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氧气面罩扣在他脸上，白色的雾气一进一出，模糊了他的声音。但我听清了。每一个字都听清了。我们什么时候去看海？这句话他问过很多次了。在高中天台上的那个夜晚，他问过。在住院之前那个夏天，他问过。在化疗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他也问过。每一次问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是亮的，亮得像两颗被水洗过的黑石子。这一次也是亮的，但亮的方式不一样了，是从水底往上看的那种亮——光还在，但隔了一层，透不上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说：“等你好一点就去。”

他看着我，嘴角弯了一下。那个弯很轻，很短，像流星一样，亮一下就没了。“好。”他说。然后闭上了眼睛，呼吸慢慢变得平稳，又睡过去了。我握着他的手，坐在阳光里，看着窗外的天。天很蓝，蓝得不像上海的冬天，像北方的秋天。那种蓝是透明的，高高的，远远的，像一块巨大的、无边无际的玻璃。玻璃那边有什么？有海。

沈岸的妈妈坐在床的另一边，手里还织着那件浅灰色的毛衣。毛衣已经织了大半，只剩下两个袖子了。她织得很慢，一针一针的，针尖碰撞的声音叮叮的，像风铃，像雨滴。她低着头，看不清她的表情，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冷的抖，是那种忍了很久、终于快要忍不住的抖。她没有停下，继续织着。叮，叮，叮。

那天晚上，沈岸醒了一次。不是白天那种迷迷糊糊的醒，是很清醒的醒。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一个病了这么久的人。他看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转过头，看了看他妈妈，又看了看我。他的目光在我们脸上来回移动，像在确认什么，像在记住什么。

“妈。”他说。声音比白天大了一些，虽然还是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嗯。”他妈妈放下毛衣针，俯下身。

“你织的毛衣，我要穿。”

“好，妈给你织。”

“要快一点。”

他妈妈的手停了一下。“好，快一点。”

“陈屿。”他转过头看着我。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要去看海？”

“记得。”

“现在去，好不好？”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更亮的东西。像快熄灭的炭火被风一吹，又红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像是一个错觉，但你看到了，你就知道，它曾经亮过。

现在去。不是等好一点去，是现在去。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好一点了。他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弱，越来越接近那个终点。等不到“好一点”了。他想在还能睁开眼的时候，看看海。看看那个他从高中就开始念叨的、南方的、暖和的、不用穿秋裤的海。

我看着他，看了几秒，然后说：“好，现在去。”

他笑了。不是那种很轻的、很短的笑，是那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温暖的、带着橘子味道的笑。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成两道月牙，眼尾的细纹舒展开来，像春天河面上的冰终于裂开了一条缝，露出底下流动的水。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我都快忘了，他笑起来有多好看。

沈岸的妈妈没有反对。她放下毛衣针，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她把那件织了一半的毛衣叠好，放进编织袋里。把他的洗漱用品装进袋子里。把那本旧书和那本深蓝色封面的书并排放在一起，也放进了袋子。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安静，没有说任何话，只是低着头，一件一件地收拾，动作很快，像是在赶时间。我们都知道，时间不多了。

护士来了，看到我们在收拾东西，问我们要去哪儿。我说，去看海。护士愣了一下，大概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奇怪。但她没有多问，只是说，病人现在的情况不适合出院。我看着她，说，我们知道。她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她大概是明白了。有时候，活着比治疗更重要。看海比活着更重要。

办出院手续的时候，沈岸的妈妈在病房里陪着沈岸。我拿着沈岸的医保卡和住院单，去一楼大厅办手续。大厅里很多人，有人在排队，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我站在队伍里，手里捏着那张住院单，等着。前面是一个中年男人，头发花白，手里拿着一张CT片子，举起来对着灯光看。片子上的影像是一团一团的白色，像云，像雾，像某种不祥的、正在扩散的东西。他看了一会儿，放下片子，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很重，像是在叹这半辈子的所有。

轮到我了。窗口里的护士接过住院单，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说，好了。我问，多少钱。她说，不用了。我不解，她解释说，有人结过了。我问谁。她说，一个女的，刚才来的，说是病人的母亲。沈岸的妈妈。她先下来结了账，没有告诉我。她不想让我出这个钱。她大概觉得，她儿子生病，她应该出。她不知道，我也想出。但她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我拿着出院单，走回病房。走到门口的时候，看到沈岸的妈妈正在帮沈岸穿衣服。那件浅灰色的卫衣，他住院那天穿来的，洗过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袋子里。他妈妈把卫衣套在他头上，帮他伸袖子。他的手臂很细，细到袖子空荡荡的，像一根树枝插在一个过大的管子里。他的妈妈低着头，扣着扣子，一颗，两颗，三颗。扣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扣。她的肩膀在微微地抖，但她没有哭。

我走进去，说，阿姨，我来。她摇了摇头，说，我来。她的声音很稳，稳到像一块石头。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帮沈岸穿好衣服，又帮他戴上那顶深灰色的毛线帽，把帽檐拉下来，盖住他的额头。她退后一步，看了看，又上前把帽檐往上推了一点，露出他的眉毛。他稀疏的、快要掉光的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