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瑞的妈妈没有善罢甘休。她不在幼儿园闹了,但裴时绶发现有人在幼儿园门口拍照。不是家长,不是老师,是一个穿深色衣服的陌生男人,拿着单反相机,蹲在马路对面的花坛边上,镜头对准每一个进出的家长和孩子。
裴时绶注意到他是因为他蹲的姿势——不是普通蹲,是单膝跪地,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托着镜头,稳定得像三脚架。这不是家长拍孩子的姿势,这是专业人士的姿势。他拍了大概十分钟,站起来,把相机装进黑色背包里,走到路边,上了一辆灰色的商务车。裴时绶记下了车牌号,发给陈旭东。
“查一下这个车,车主是谁。”
陈旭东回得很快:“绶哥,这车是租的,租车公司的记录查不到实际使用人。但能租这种车的,不是普通人。”
“继续盯着。”
裴时绶把手机放进口袋,牵着星星的手往车边走。星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抱着小熊,嘴里哼着那首跑调的摇篮曲,一边走一边跳,踩地上的落叶。秋天的叶子黄了,落了一地,他专门挑脆的踩,踩一下听个响,再踩一下,再听个响,踩得不亦乐乎。
“星星,上车。”
星星踩了最后一片叶子,爬上了安全座椅。裴时绶帮他系安全带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爸爸,那个人,看。”
裴时绶的手指顿了一下。“哪个人?”
“照相的。”
裴时绶顺着星星的目光看过去,那个男人已经走了。但星星看到了。他坐在教室里,透过窗户,看到了对面马路上的那个人。三岁的孩子,观察力比大人以为的要强得多。
“他是在照相,不关我们的事。”
星星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但他把小熊抱紧了一些。
晚上,裴时绶在书房里翻看陈旭东发来的资料。周建国在东南亚的落脚点查到了,在泰国曼谷的一个高档公寓里,用的是别人的身份。他带了不少钱走,但那些钱的来源还没查清楚——不是直接从裴时衡的账户出去的,中间经过了至少三个皮包公司,每个公司的注册地都在不同的国家,查起来像剥洋葱,剥了一层还有一层。
裴时绶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他的手机震了,是老爷子发来的消息:“明天下午,城东那块地的竞标会,你跟我去。”
裴时绶回了一个“好”。城东那块地,就是腾达在抢的那块。裴时衡在位时主导的项目,现在由裴时钧接手,但老爷子让他也去——这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裴家还有另一个儿子。
第二天下午,竞标会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裴时绶穿了一套深蓝色的西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跟着老爷子走进会场。裴时钧已经到了,坐在裴氏的位置上,面前摆着一摞文件。他看到裴时绶,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腾达的人坐在对面。张建国亲自来了,五十多岁,胖墩墩的,圆脸,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张明瑞的妈妈,今天没拿铂金包,换了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表情比上次在幼儿园严肃得多。
她看到裴时绶,眼神闪了一下,然后移开了,假装不认识。
竞标过程很枯燥。各家房企轮流上台讲方案,PPT一页一页地翻,数据一串一串地报。裴时绶坐在台下听着,大部分能听懂,有些专业术语还是不太明白,但他没有问,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来,回去再查。
裴时钧上台讲方案的时候,裴时绶注意到张建国一直在低头看手机,没有抬头。张明瑞的妈妈倒是看了,看得认真,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欣赏,是估量,好像在掂量裴氏这个对手有多重。
最终,裴氏以微弱的优势拿下了那块地。宣布结果的时候,张建国站起来,笑着走过来跟老爷子握手:“裴老,恭喜恭喜。下次我们再接再厉。”
老爷子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句“承让”,表情淡淡的。
张明瑞的妈妈站在张建国身后,目光越过老爷子的肩膀,看了裴时绶一眼。那一眼很短,但裴时绶看懂了——不是敌意,是警告。她在说:竞标你赢了,但别的事,你不一定赢。
裴时绶没有回应,拿着笔记本走出了会场。
晚上,裴时绶接星星放学的时候,幼儿园门口多了一个保安。不是原来那个看门的老大爷,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年男人,穿着黑色制服,腰间别着对讲机,站在门口,目光扫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
裴时绶问园长:“新来的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