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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权（第2页）

沈孝章和裴颂宜当然不同意。

不，应该说是暴怒。

沈孝章把烟灰缸冲她砸过来，最终从她肩膀处过去，在她面前的地砖上滚了个来回。

她没有躲。

他说你要是敢把这事捅出去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

裴颂宜没摔东西，她从不摔东西，她只是坐在客厅中间那把椅子上，把沈时序放在她面前的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抬头看着她。

“时序，你是想让外面的人看你爸妈的笑话吗。”不是问句，是判词。

她说我没有想看谁的笑话。她说阿瑜会死在你们手里。

裴颂宜的脸色在最安静的那个瞬间微微变了一下。沈时序到现在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也许是愧疚，也许是恐惧，也许只是被那个字砸中之后本能的不适。但他们最终没有阻止她，和良心发现无关。

沈瑜从小就是他们教育成果的展览品。

她们他俩在生沈时序的时候事业不稳定，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怎么管过她。但到了沈瑜，两个人开始插手。

生沈瑜的时候裴颂宜已经算得上是高龄产妇，沈瑜也因为这个，说话做事比旁人慢一点。

裴颂宜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在沈瑜五岁的时候就给她排满了课表，那上面有钢琴、奥数、英语、书法，一个五岁的孩子。

沈瑜做到了，不止做到了，并且出乎所有人意料，她做得很好。

每一年家长会沈瑜都是被表扬的那个；每一年亲戚聚会裴颂宜都会让沈瑜弹一段钢琴，然后对所有人说——我们家阿瑜，从来不用人操心。

这才是沈瑜的价值，作为一个证明。证明他们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证明他们沈家养出来的孩子就是比别人家的优秀。这个证明一旦进了精神病院，就等于在他们脸上刻了四个字：教女无方。

所以当沈瑜第一次在学校的卫生间里吞药被发现的时候，裴颂宜的第一反应不是带她去医院，是把这件事瞒下来。她给班主任打电话，说孩子肠胃不好、身体不舒服，要请假几天。这几天里她把沈瑜关在家里，没收了她的手机，让她在房间里好好冷静冷静。沈瑜第二次自杀是在家里。那次藏了一把美工刀。这次瞒不住了，急诊室的医生直接报了警。

沈时序那时候还在外地念大学。她接到电话的时候在上课，教授在讲台上讲存在主义，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次，她没有看。又震了一次，她低头瞄了一眼——是家里。

电话接起来的时候她以为是裴颂宜，结果是医生。

医生说，你妹妹在我们这里，你父母不同意办理住院，但沈瑜的情况非常危急，需要指定的紧急联络人。

沈时序说我是她姐姐。她把电话挂了之后直接订了最早一班高铁票，从她的城市到山城，需要九个小时。她在那九个小时里想了很多事——想起阿瑜五岁的时候坐在钢琴凳上脚够不到地，一本正经地跟她说姐姐我手太小了弹不了八度怎么办。想起阿瑜初中的时候考了年级第一，裴颂宜发了条朋友圈说“女儿争气才是最大的体面”。阿瑜在下面点了个赞，然后私聊她：姐姐，我不喜欢弹钢琴。她回：不想弹就不弹，姐姐弹吉他给你听。

想起阿瑜最后一次给她打电话，是去年过年。

阿瑜说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了。

她说过年就回去。

然后阿瑜在电话那头停了几秒，说了一句她至今想起来都觉得心口钝痛的话——“姐姐，我活不到过年了。”

她当时以为是玩笑。她在电话里笑了，说“你少胡闹”。挂了。

沈时序站在车厢的卫生间里，对着镜子把九个小时前流的眼泪从下巴上擦掉。她穿了件深色的衣服，镜子里的人看起来什么都没发生，除了眼眶有一点红。她把手放在胸口上，她喘不上气，车厢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了一片嗡嗡的底噪。

她没有通知父母。

她下午才到医院，走进病区的时候裴颂宜和沈孝章都没有到，只有周医生站在走廊里等她。所有住院需要的文件都摊开在护士站的柜台上，一页一页的知情同意书、授权协议、风险评估表需要有人签字。周医生问她你们父母呢，沈时序把笔拿过来，在旁边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名字、身份证号、关系——姐姐。她在代办人签名栏改了日期。如果监护人不能到场，成年直系亲属可以临时代签。之后全部的文件，全部都由沈时序代签了。

裴颂宜知道之后打她电话。她没有接，一次又一次点了挂断。

她站在病房门口，透过门上的观察窗看里面那个缩在床角的人——她妹妹，沈瑜，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手上缠着纱布，头发被汗水糊在脸上。沈瑜看见她的时候没有哭，只是用眼睛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沈时序，然后问：“姐姐你来了。我能不走吗。我不想回家了。”

她说能。

作为一个承诺。

从那天起任何精神类处方药都需要她签字，任何治疗方案都需要她同意，任何探视——包括裴颂宜和沈孝章的探视——都必须经过她。她并没有从法律上拿走了监护权，法律文件是后来补的。

她只是是在所有人都不肯面对那个问题时第一个站到了阿瑜的床前。那个问题是——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会死。你们谁管。

后来监护权文件正式签下来的时候，她一个人坐在家里那盏还没换的白炽灯底下，对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纸很薄，上面印着山城市人民法院的公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