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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底抽薪（第1页）

沈清棠的方案是一个"三步走"的连环计。

第一步，由张德海在户部内部提交一份《淮水渡口商路安全报告》。这份报告表面上是在关注"商路治安"，实际上把女市司商队被劫的事情公开化了——虽然没有点名萧定权，但"商队在官道上被劫而驿站毫无反应"这件事本身就够敏感的了。

第二步，由影卫统领林远山安排人手，秘密前往江南，搜集织造局逼迫民间织坊、强行压价收购、中饱私囊的证据。这些证据不需要太多——三到五份织坊主的证词，加上织造局的几笔可疑账目，就足够了。

第三步，找一个有分量的言官出面弹劾。

前两步很顺利。张德海的报告在五天内递到了户部尚书的案头。户部尚书是个和稀泥的老好人，看了报告之后呈给了中书省——他不敢自己做主，也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中书省的人又把报告转呈了萧定权——按流程，重大事项需要摄政王过目。

萧定权看到这份报告时，脸色很不好看。他当然知道淮水渡口的事是谁干的——正是他自己下的令。但报告里只字未提"萧"字，他总不能跳出来说"这事是我干的"。

于是他做了一个折中的处理：批示"着令淮水驿站加强巡逻，确保商路安全"。

这个批示等于默认了"劫匪"的存在，也等于承认了商路上确实有问题。沈清棠要的就是这个——一个官方层面的"确认"。有了这个"确认"，她后续的弹劾就有了"背景"。

第二步，林远山的人花了半个月时间，从江南带回了七份证词和三本账册的抄本。

证词是七个小织坊主写的，内容大同小异：织造局强行压价收购生丝，价格只有市价的六成；不从者，织造局会派人"上门拜访"，轻则恐吓，重则砸铺。三本账册抄本则显示，织造局每年上报朝廷的利润只有实际利润的三成——剩下的七成，去了哪里？

这些证据够了。

第三步，找言官。

沈清棠想到的人，是大理寺少卿周惟正。

周惟正五十一岁，为人方正，在朝中以"铁面"著称。他不是萧定权的人，也不是沈清棠的人——他是那种"只认律法不认人"的书呆子。这样的人在朝中很少见，少见到萧定权都懒得拉拢他——因为拉拢不动。

周惟正之所以合适，是因为他有一个"执念"：他一直认为大周朝的商律执行不力，官办机构利用职权压榨民间商户的现象极其严重，但从来没有人认真查过。每年他都会在年终考核时提一次"加强商律执行"的建议，每年都被驳回。

沈清棠要做的，就是把江南织造局的证据"碰巧"送到周惟正面前。

她没有直接接触周惟正——这太明显了。她通过林远山，安排了一个"巧合"：一个从江南逃到京城的小织坊主，在大理寺门口"击鼓鸣冤"，控告织造局强行压价、逼迫断供。

大理寺是受理民间诉讼的最高机构。小织坊主击鼓鸣冤，大理寺必须受理。而受理之后，案卷自然会经过大理寺少卿周惟正的手。

周惟正看了案卷，沉吟半日。然后他做了一件事——他亲自提审了那个小织坊主，详细询问了织造局的种种行径。小织坊主哭诉了一个时辰，把织造局的罪行说得声泪俱下。

"好。"周惟正放下笔，“本官受理了。”

三天后，一份措辞严厉的弹劾奏章摆在了朝堂上。弹劾人是大理寺少卿周惟正，弹劾对象是江南织造局——罪名是"以权压商、中饱私囊、损害国帑"。

这份弹劾的分量很重。周惟正的"铁面"名声是他最大的资本——朝中上下都知道他弹劾谁就是真有料，不会无中生有。而且他附上了那七份证词和三本账册抄本，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萧定权面对这份弹劾，第一次感到了棘手。

他不能硬扛——因为证据是实打实的，硬扛就等于包庇。他也不能弃车保帅——织造局是他的钱袋子，丢了织造局，他每年要少一百万两银子的收入。

最终，萧定权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免去织造局主事陈伯年的职务，以"失察之罪"降三级。同时从织造局的"违规所得"中抄没了三十万两白银，充入国库。

三十万两。

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和织造局历年来的真实贪腐数额比起来，不过是冰山一角。萧定权心疼，但他必须做出姿态——不然周惟正会揪着不放，朝中的清流文官也会借题发挥。

对于沈清棠来说，这个结果比她预想的要好。

表面上看，织造局只是换了一个主事，萧定权的核心利益没有被动摇。但实际上，这次弹劾造成了三个后果：

第一，织造局内部人心惶惶。陈伯年被免职，其他人兔死狐悲，谁也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自己。有几个中层官员开始暗中转移资产，甚至有人偷偷联络女市司，试探"另谋出路"的可能。

第二，那三十万两充入了国库。张德海作为户部侍郎，负责管理这笔钱。按照沈清棠的暗示，张德海把其中的五万两"划拨"给了北境军饷——这笔钱名义上是"补充军饷缺口"，实际上进了赵怀恩的腰包。赵怀恩对沈清棠的好感度又上了一个台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江南的小织坊们看到了"赢"的可能。织造局被弹劾、主事被免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些被压迫了多年的小织坊主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织造局也不是铁板一块，原来"告状"也是有用的。

这种认知的改变，比任何经济上的收益都更有价值。

因为它意味着：在江南，沈清棠开始拥有"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