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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惊天窝案 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第2页）

但因为捐监这个玩意儿猫腻太大了，乾隆特别叮嘱勒尔谨：第一，银子相对更容易滋生腐败，因此捐监只能捐粮食，不能捐银子；第二，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一定唯你勒尔谨是问。

为了确保甘肃捐监成为利国利民的好事，而不致发生变质，乾隆亲自挑选了一个人选到甘肃主持这个事情。这个人选便是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王亶望。

王亶望根正苗红。他的父亲王师，是乾隆树立的廉政典型，官至江苏巡抚，在官场和民间有口皆碑。王亶望本人是举人出身，考不上进士，就以捐纳的方式步入仕途。他的仕途起点正是在甘肃当知县，并以清廉勤政、捐资兴学为人称道，颇有乃父之风。一路从山丹（今隶属甘肃张掖市）知县、皋兰（今隶属甘肃兰州市）知县，干到了兰州知府，又升任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官运亨通。

王亶望曾两次觐见皇帝，乾隆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第一次说“此人竟有出息”，第二次朱批“王师之子，将来有出息”。所以，这次甘肃恢复捐监，乾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有出息”的王亶望。

王亶望遂从浙江被调任为甘肃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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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人事任命，君臣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误会。

乾隆的本意是，这么重要的职位，事关捐监制度恢复的试验田，一定要派靠谱、有能力的官员去才行，这次任命体现了自己对王亶望的重用。可王亶望并不这么理解，明明自己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富裕省的代理一把手了，突然之间被平调去穷僻省，这是万岁爷对自己的执政能力不满意还是咋的？

所以王亶望到甘肃走马上任后，极力要表现自己的能力。

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在王亶望上任仅仅半年后，乾隆就收到了这名“有出息”的官员的奏报。奏报说，甘肃在6个月内捐监生员19017名，共收到粮食827500石（1石大概相当于120斤）。这个数字把乾隆吓了一跳。要知道，当年全年，户部报捐的人数才11739人，而甘肃这个穷地方，半年就有19017人捐监，这也太神奇了吧。

乾隆于是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提了几个问题，要求他务必查实作答，解释清楚：甘肃那么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半年就有近两万人捐监呢？甘肃当地产粮都不够本地人吃，又怎么有80多万石余粮来捐监呢？如果半年就收了80多万石粮食，照这个趋势，年复一年，官府储粮越来越多，到时变质了怎么办……

勒尔谨此前已经跟王亶望勾兑过了，实际上这两个数据都是王亶望严重注了水的浮夸数据。王亶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想通过政绩来邀功，博取尽快升官，于是在捐监的数据上虚夸了两三倍。事实上，乾隆三十九年（1774）全年，甘肃捐监人数只有7455人，捐监收入换算成粮食也仅为30多万石。

不仅浮夸虚报，王亶望还说服勒尔谨突破“捐粮不捐银”的底线，擅自将捐监改成只收银子。原定每人捐粮43石就可获得监生资格，王亶望把43石粮食改成47两银子，另外加收各种名目的管理费8两银子，合计每人捐监收银55两银子。王亶望这么做，说明他已经打定了侵贪的主意。

勒尔谨起初不同意，王亶望给他的说辞是，改成收银子，捐监的人数一定大大增加，而且收了银子后再用于采购粮食归入官仓就是了，完全符合上面的要求，没毛病。勒尔谨遂不再反对。

面对乾隆的质询，勒尔谨有机会捅出实情，但他生怕自己要被追究责任，于是反过来替王亶望掩饰。

勒尔谨奏报乾隆说，自从平定新疆后，甘肃就成为新疆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门户，商人纷纷就近买粮捐监，图个方便；至于甘肃为什么有这么多余粮，那是因为皇帝护佑，近来连年丰收，所以本地富户有余粮供人购买用于捐监……反正就是一通忽悠，想把乾隆忽悠住。

接下来，王亶望和勒尔谨要解决的，就是乾隆提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捐监粮食这么多，时间久了坏掉了可怎么办？

我们知道，在王亶望改成收银子之后，甘肃的捐监其实是没有收到一粒米的，只收到白花花的银子。但他们需要把奏报乾隆的谎言给圆好了，就要假装甘肃有很多很多粮食，而且，为了不露馅，他们还需要把这些凭空虚构出来的粮食尽快给消化掉。

就像编织谎言难不倒帝国官僚一样，圆谎同样如此。

与谎报粮食收入同步，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季起，王亶望就开始向朝廷虚构灾情，每年至少谎报春、秋两次旱灾，请求朝廷允许放粮赈灾。

根据案发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福宁的供述，在虚构灾情和放粮捐赈的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其亲信、兰州知府蒋全迪全权处理此事。全省各州县受灾有多严重、需要赈济多少人口、需要发放多少“粮食”，幕后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各州县官员按照王亶望定下来的“灾情”领取银两，这些银两当然没有买成粮食，名义上是“放赈”，实际上就是被各州县官员瓜分。

小灾报大灾，无灾报有灾，成为甘肃官场的生财之道。一些州县官员为了把“灾情”往大了报，拼命讨好和贿赂王亶望，以至于甘肃官场流传一句话：“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王亶望用利益共享的方式，在甘肃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集体贪污体系，上至总督勒尔谨，下到州县主要官员，都参与分肥，以救灾放粮的名义将捐监所收的银子放进了官员的腰包。

因为官场中人人有利可图，所以也从来无人告发。在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三年间，以救灾的名义开销监粮600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都是落到贪官口袋中的银子。

这期间，为了圆谎，王亶望连中央的钱都敢骗。首先，捐粮增多，所需粮仓也要相应增多，故报请朝廷拨款新建粮仓；其次，粮食多了，运输和监管的开支也会相应增多，于是再请朝廷拨款满足。这些圆谎细节，在这场贪污游戏的逻辑里，不但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通过这两项，王亶望又从户部骗取了二三十万两拨款。

最终，所谓的新增粮仓，只存在于奏折里，拨款则同样被贪官们瓜分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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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二年（1777）初，乾隆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

钦差大臣察访，原本是揭开王亶望骗局的一个契机。但王亶望事先收到线报，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袁守侗营造出粮仓满囤的假象。

不知道袁守侗是真的被忽悠了，还是收了好处配合忽悠，他回京复命，奏称甘肃“仓粮系属实贮”，乾隆帝信以为真。

同年五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乾隆下达谕旨：因王亶望办理监粮有功，着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