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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惊天窝案 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第3页）

王亶望“成功”了，在甘肃三年，他捞足了300万两银子，又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浙江巡抚官职，简直是乾隆朝人生赢家的模板。

在乾隆眼里，王亶望是自己选中的能吏，皇帝是不可能看走眼的。他甚至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御书匾额，并大缎两匹、貂皮四张”。而事实上的王亶望，是一个官场两面人。

据清代野史记载，王亶望的生活极其骄奢**逸。他好女色，私藏有“四足裤”，上面绣字“鸳鸯裤”，出任浙江巡抚后，专门建了私密的玻璃室，贮藏美姬。在饮食上，他喜欢吃驴肉丝，厨房有专人养驴，如果他传话说要吃驴肉丝，厨师就在驴身上肥美的地方，割下一块肉，烹煮后奉上。驴身上被割肉的地方，鲜血淋淋，就用烧红的烙铁烙之，当场止血，相当残忍。

当王亶望发财升官而去的时候，甘肃布政使迎来了他的接任者——王廷赞。

王廷赞几乎是一个翻版的王亶望。他原本是一个好官，接任布政使后，发现甘肃捐监的骗局，一开始被吓惨了。他跑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勒尔谨让他淡定，说全省官员都这么做，改是改不了了。

一个官员最难抵挡的，可能是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是官场生态。王廷赞因此半推半就地“被腐化”了，继续王亶望在任时的那一套操作。他最终的“政绩”跟王亶望不相上下，在任三年多完成了数字上的“监粮”500多万石，再虚构大大小小的灾情把这些“监粮”消化掉了。

统计数据显示，王亶望、王廷赞两任甘肃布政使在六年时间里，共收捐监银两1300万两以上，其中除一小部分确实用于采买粮食投入赈灾，剩下大概有10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15到14，最终流入了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的腰包。

令王廷赞和王亶望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事后对朝廷的慷慨捐献，暴露了他们的资产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对等。再加上阿桂赴甘肃平定苏四十三起义期间，甘肃连下大雨，激起了乾隆对该地连年上奏遭遇大旱的怀疑。这起被认为天衣无缝的贪腐窝案，在帝国监察机制全面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由乾隆亲自揭发，终于掀开了盖子：

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最终处理结果，甘肃捐监一事立即停止。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令自尽，两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等50多名官员被处死。

按照律法，贪污1000两以上者，拟斩监候。这样一来，甘肃全省官员几乎都该杀，一省政务也要停摆了，最后乾隆只得从轻处理，将斩监候的标准提高到贪污1万两以上。

因为该案牵涉面实在太广了，乾隆在指示定罪时一宽再宽，除了50多人被处死，大部分判死的官员最终仅被处以流放充当苦差，并未处决。尽管如此，时人还是感慨说，整个甘肃官场“为之一空”。这种涉案规模，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起窝案的主犯王亶望被处死13年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国史馆进呈《王师传》。乾隆回想起王师的政绩和口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说了一句：“勿令（王）师绝嗣也。”于是特赦王亶望的儿子由流放地伊犁返回山西临汾老家，继承王家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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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堆官员被处死和流放之后，这起惊天大案并未画上句号。它还陆续牵出了案中案，至少有两名帝国高官，或把名声，或把仕途和生命栽在了上面。

先是乾隆曾经的第一宠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甘肃冒赈案爆发时，于敏中已经病逝一年多，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还是被乾隆惦记起来。

乾隆认为，于敏中任户部尚书十几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言下之意，于敏中才是这起巨大贪腐案的元凶。

但当杀掉最后一批甘肃冒赈案的贪污犯后，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念在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将于敏中的罪行掩饰而过。

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有一次在把玩嘉靖年间器皿的时候，想到了嘉靖朝的大奸臣严嵩，又联想到了他宠信多年、恩眷未衰的于敏中，说于敏中表面伪装得很清廉，实际上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越想越气，于是下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后来，乾隆还收回了于敏中后人的世袭职位。

谁也没想到，一代宠臣于敏中会因甘肃窝案，搭上了身后之名。

也没有人会想到，闽浙总督陈辉祖在奉命抄没王亶望家产时，竟然还敢动贪念，将王家的好东西调包，换了些便宜货解送进京。他可能认为王亶望聚敛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没有人会真正阅读抄产清单上的内容，几处小的变动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但陈辉祖不曾料到，乾隆本身就是个收藏狂人，他也“觊觎”查抄上来的好东西。一种说法是，乾隆念念不忘某年王亶望献给自己却被自己违心退还的一对玉瓶；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知道王亶望收藏有石刻米帖（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帖），一直想得到它。总之，当查抄物品运至京城时，乾隆发现，他知道的和想要的，都不见了，运到的物件“均属平常”，“多系不堪入目之物”。

乾隆怒了。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后，这起案中案终于水落石出：作为抄家主官的闽浙总督陈辉祖趁机抽换了王亶望的一些古董书画，而负责贴封条的几名官员纷纷效法，抽换了几件皮衣蟒袍和上等绸缎。

紧接着，一些官员适时地参奏陈辉祖在位期间尸位素餐，酿成桐乡聚众闹漕大案。最终，陈辉祖被赐自尽，像王亶望一样，他的家产也被抄没。

至此，围绕甘肃冒赈案，从案发到处理，整个帝国官场的弊病暴露无遗。为了国体和颜面，乾隆都不敢再查了，到此为止吧，谁知道再查又会查出什么幺蛾子！

历史学家统计，乾隆年间，督抚大吏因侵贪被立案查处者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二十余名，平均一两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贪贿而被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但讽刺的是，整个清朝吏治的败坏，也是从乾隆朝开始的，尤其是乾隆中期以后，官场贪污腐败已成为国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清朝由此出现了惩贪愈严、贪风愈烈的怪现象。

也许，当皇帝大权独揽之后，欺上瞒下就已泛滥成灾。官场中人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皇帝及其钦差。因为，只要瞒住了皇帝一个人，其他都好办。

正如历史学家评价甘肃冒赈案时所说：比起贪腐，乾隆更恨王亶望的欺君，所以才非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