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的最后一个晚上,沈逸川和林婉清在阳台上乘凉。
九龙塘的夜晚比白天安静得多。梧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楼下的街灯亮著,光晕中有几只飞虫在不停地绕著圈。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像是谁在很远的地方打著手语。
沈逸川坐在藤椅上,手里拿著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著。不是为了凉快,是为了赶蚊子。林婉清坐在他旁边,手里端著一杯凉茶,已经凉透了,她一口也没喝。两个人就这么坐著,谁也没有说话。这种沉默在他们的生活里很常见,不是没话可说,是不需要用说话来填满时间。
沈逸川把蒲扇换到左手,扇了两下,忽然说了一句他自己也没想到会说的话。“你当年要是没嫁给我,也许过得比现在好。”
林婉清端著茶杯的手指微微顿了一下。她转过头看了沈逸川一眼,目光里没有责怪,没有嗔怒,只是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开了。
“怎么忽然说这个?”她问。
沈逸川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说这个。也许是傍晚看到一对年轻夫妻在楼下吵架,女人抱著孩子哭,男人摔门而去。也许是今天收到的那封读者来信——一个太太写来的,说她的丈夫去了南洋做生意,三年没回来,她一个人带著两个孩子,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也许是今天写稿写得太累了,脑子里的弦鬆了,不该说的话就滑出来了。
“隨便说说。”他把扇子换回右手,继续扇。
林婉清沉默了好一阵。茶杯里的水面上落了一只小飞虫,她低头看了看,没有去捞。
“不一定。”她开口了,声音不大,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但至少不用背井离乡,不用离开我的父母。”
沈逸川的扇子停了一下。
背井离乡。这四个字从林婉清嘴里说出来,跟他从別人嘴里听到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知道林婉清是南京人,家里是做绸缎生意的,不大不小,在夫子庙附近有一栋两进院子。那怕抗战暴发后,他的老岳父也提前离开了南京,一路展转到了重庆,仍然过著富人的生活。她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了四抬嫁妆,不算多,但样样都是精挑细选的。那只被当掉的玉鐲,是她祖母传给母亲、母亲又传给她的。
她离开南京的时候,是1947年。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她抱著怀瑾,牵著念祖,跟著沈逸川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她的父母站在站台上,没有哭,只是挥著手说“到了来信”。那一別就是三年。三年里,她写过很多信,但不知道有没有寄到。她也收到过几封从南京辗转来的信,信纸皱巴巴的,字跡有些模糊,但母亲的字她认得。
“你想他们了?”沈逸川问。
“想了。”林婉清的声音很轻,轻到差点被风吹散,“昨天夜里做梦,梦到我妈的绿豆汤。夏天她总是煮一大锅,放冰糖,放凉了喝。我小时候不爱喝,嫌太甜。现在想喝,喝不著了。”
沈逸川握著扇子的手指收紧了。他知道林婉清不怎么提南京的事,不是忘了,是不想提。提了回不去,更难受。
“婉清,”他叫她的名字,“你后不后悔?”
林婉清没有马上回答。她把凉茶放在阳台的栏杆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看著远处的街灯。灯光落在她的脸上,把那些细碎的皱纹照得很清楚。她今年三十九了,头髮里已经能看见几根白的,眼角的纹路比去年又多了两条。她从来不染髮,不抹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日子过得简朴,但收拾得乾净。
“后悔了又能怎样?”她终於开口了,“退不回去了。”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把蒲扇放在藤椅的扶手上,伸出手握住了林婉清的手。她的手指有些凉,指尖的皮肤粗糙,虎口处有老茧——那是常年做饭洗衣磨出来的。他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慢慢地暖著。
楼下的便衣换了一个人,是个年轻的瘦高个,蹲在电线桿下面,手里拿著一本卷了边的书,借著路灯的光在翻。不知道是《潜伏》还是《悬崖》,也许是一本武侠小说。夜风吹过来,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几片,打著旋儿飘下来,落在便衣的帽子上。他伸手摘掉,继续看书。
林婉清把沈逸川的手指掰开又合上,像是在数他有几个螺。“我当年差点嫁给別人。”她忽然说,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一件別人的事。
沈逸川的手指停了一下。“谁?”
“你不认识。”林婉清缩回手,把自己的头髮拢到耳后,“我父亲的一个生意伙伴的儿子,姓陆,在银行做事。比我大五岁,人很老实,话不多。我们见过两面,在夫子庙的茶楼里,双方家长都在。他不太会说话,坐在那里喝了一下午的茶,一共说了不到十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