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顿了顿,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不是笑,是一种时过境迁之后的淡然。“后来你出现了。你当时穿军装,英气勃勃的,说话不紧不慢,跟我父亲聊了半个小时就把他聊得服服帖帖。你走之后,我父亲对我说:『这个人比小陆强。”
沈逸川想起来了。那是1938年春天,他还在军统当一个副站长,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正在重庆避难的林婉清的父亲,他请人家吃了一顿饭,席间聊了一些时局、生意、他们记忆中的南京风土人情。那时候他还没想过要结婚,更没想过要娶林家的小姐。但命运这种东西,不由你。
“那个姓陆的后来怎么样了?”他问。
“应该还在南京吧。”林婉清的声音低了一些,“我听说他在自己家族的企业中当总经理,孩子都好几个了。过得应该还不错,至少解放军从入南京这三年以来没听说要没收资本家財產的。。。。。”
沈逸川沉默了一会儿,今天是1952年,明年就是1953年了。
他想起1949年南下的火车上,林婉清抱著克已,怀瑾、念祖靠在她腿上睡著了。她没有哭,但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车过金华的时候,她忽然问了一句:“我们还能回来吗?”他说:“能。很快。”这句话他骗了她。三年过去了,他连南京城什么样都快忘了。
“你如果嫁给他,”沈逸川忽然说,声音有些涩,“就不用走了。留在南京,守著父母,守著那栋院子。夏天喝你妈煮的绿豆汤,冬天在夫子庙逛灯会。老了还能去玄武湖散步。”
林婉清转过头看著他。“你今天怎么了?老是说这种话。”她的语气不像是在责备,更像是在確认什么。
沈逸川摇了摇头。“不知道。可能今天写稿写得累了,脑子不清楚。”
林婉清没有再追问。她把他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两只手把他的手包在中间。她的手比他凉,但那种凉不是冰冷,是秋天傍晚的凉,带著一种让人想靠近的温度。
“沈逸川,”她叫他的名字,“我跟你说句实话。你问我后不后悔,我说退不回去了。这不是赌气。是这些年走下来,我已经不想退回去了。”
沈逸川看著她,等她继续说。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嫁了姓陆的,我现在在南京,还在那栋院子里。我父母还活著——也许还活著,我不知道。但我不会认识你,不会有念祖、怀瑾、克己。我的人生会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平坦,安稳,一眼能看到头。”她停了一下,把目光从沈逸川脸上移开,落在远处的夜空中,“但那不是我的路。我的路是跟你走的。走到哪儿算哪儿。”
沈逸川握著她的手,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一年来他每天想的是怎么活、怎么躲、怎么写、怎么赚钱养家。他没有想过林婉清在想什么,没有想过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不会想家,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觉得嫁给一个写小说的人比嫁给一个在银行做事的男人更苦。
风吹过来,把林婉清额前的碎发吹乱了。她伸手拢了拢,动作很自然。这个动作他看了十几年,从南京看到重庆,从重庆看到香港。每一次她拢头髮的样子都差不多,像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夜深了,楼下那盏路灯的光晕变得越来越孤单。便衣不见了,大概换岗了。远处的海面上最后一艘渔船的灯光也熄了,只剩下黑沉沉的一片。沈逸川站起来,把藤椅往屋里搬,林婉清拿起空茶杯跟在他后面。
进了屋,沈逸川没有去臥室,而是走进了书房。林婉清站在走廊里看了他一眼,没有问,自己先睡了。
书房里的灯亮著。沈逸川坐在书桌前,没有打字,而是翻开一个本子。那是他从旧货店淘来的牛皮纸封面笔记本,专门用来记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素材、灵感和那些不想忘记的话。
他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婉清说:后悔了又能怎样?退不回去了。”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檯灯的光照在纸上,墨跡还没有干透,“去”字的最后一笔微微泛著光。
熄了灯,他躺在床上。林婉清已经睡著了,呼吸均匀,侧著身,一只手搭在枕头边。沈逸川把她的手轻轻握了一下,她没有醒来。
窗外,九龙塘的夜风还在吹,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著,像是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远处的海面上漆黑一片,连渔船的灯光都看不到了。只有港口那边还有几点微弱的光,那是夜航船的桅灯,在黑暗中一跳一跳的,像是在说:我还在,我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