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在想什么?
他不会和视频未来的观众对视。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拍的东西会被传给谁——他只知道他在拍,拍完了会存进硬盘,硬盘会被放到工作室的架子上,架子上的硬盘会积累灰尘。
他拍的时候不确定这些画面有没有未来的观众。
但他拍了。
他还是拍了。
即使永远没有人看到,他还是拍了她坐在琴凳上什么也没做的一分多钟。
为什么?
因为她在跳舞的时候是在做一件事。
她在上课的时候是在做一件事。
但在这间琴房里,在夕阳光里,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她只是她。
不是舞蹈老师,不是母亲,不是某个人的妻子或某个人的学生或某个人的女人。
只是一个存在于这间琴房里、被夕阳光照着、低头看着手机、偶尔抬头看窗外的女人。
沈砚在用镜头告诉她:你不需要做任何事。
你只需要存在。
这个念头让林屿想要暂停视频。
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看过她。
他在家里看她——切菜的时候、喝粥的时候、弯腰换鞋的时候、拎着菜从门岗走进来的时候。
但他每次看她的时候,她都在做一件事。
她是母亲,所以她在做饭。
她是母亲,所以她在买菜。
她是母亲,所以她在问他作业写完了没有。
他的视线始终被固定在“母亲”这个身份上。
他看到的不是许清禾——他看到的永远是“妈妈”。
妈妈切菜。
妈妈喝粥。
妈妈换鞋。
妈妈出门。
妈妈回来。
“妈妈”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妈妈”是一个功能描述。
“妈妈”存在的意义是提供照顾、管理家庭、履行母亲职责。当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林屿注视她的目光里自动包含了这个功能的标签。他看到的是切菜的动作,不是握刀的那只手。他看到的是粥在碗里冒出的热气,不是她用勺子舀起来吹凉的样子。他看到的是她出门前在玄关换鞋的背影,不是她的脚踝在弯曲时跟腱拉紧的弧线。他看的全是一个母亲在做母亲该做的事。这种观看方式不是他选的——是从他出生那一刻就被设定好的。从他一岁开始能看清她的脸开始,他就被编程为用“母亲”这个分类标签来识别她的所有行为。她切菜是“妈妈在做饭”,她喝粥是“妈妈在吃早饭”,她问他作业写完了没有是“妈妈在管理他的学业”。他的注视永远绑定着这个标签。直到现在——直到他坐在自己房间的电脑屏幕前,看着沈砚拍下的这一段视频——他才意识到这个标签有多么暴力的简化作用。它把一个人所有的复杂性全部压进了一个扁平的、预设好的角色里。
但沈砚相机里的这个人不是“妈妈”。
这个人没有在做任何“妈妈该做的事”。
她没有在做饭。
她没有在管理任何人的学业。
她没有在照顾任何人。
她只是坐在那里——腿交叠着,手机屏幕的冷白光照着她的脸,嘴角有微不可察的上扬弧度。
她不是任何人的。
她只是恰好——二十年前——生了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