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
信封就在一臂之外。
他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声音调到刚好能听清的程度。
屏幕上的画面切换了几次,他没有看进去。
他的余光被信封牵引——它躺在茶几上,像一块从别处搬来的石头。
不属于这个客厅,但放在这里并不违和。
沈砚的东西都这样——它们从北京来,从三年前来,从那些他在走廊尽头按下快门的瞬间来,但放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和周围的东西融为一体。
好像它们一直就在那里。
他站起来倒水。
经过茶几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信封上母亲的名字,沈砚的笔迹。
楷体,写得不算好,但每一笔都很认真。
不是书法,是写信——写下那个名字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他是在写一个他三年来一直在注视的人。
现在这个名字被印在信封正中央,被邮局的机器盖过一个戳,被不同的手分拣过,被一千公里的距离磨损过,最后落在这个茶几上。
它经历了一次完整的旅程,只为让一个名字回到它的主人身边。
林屿端着水杯走回沙发。
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播完了,换成了晚间新闻。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她快回来了。
他把水杯放在茶几上,和信封隔开一段距离。
杯底在茶几上轻轻磕了一下,声音在空荡的客厅里回了一下。
他把电视的声音调大了一点。
下午的光线在慢慢变软。
窗帘拉了一半,光从另一半打进来,在茶几上投下一块亮斑。
信封在亮斑的边缘,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
他坐在沙发上,看着那块光斑移动。
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
亮斑从信封边缘爬到电视报上,又爬到茶几的木质纹理里。
墙上的钟在走。
他听着自己的呼吸——比平时浅了一点。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紧张。
信封是寄给她的。
拆信的人是她。
他只是一个转交者。
但转交这件事本身需要力气——把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秘密放在一个会被看见的地方。
楼道里传来脚步声。
电梯开门的声音。
脚步声越来越近——她的节奏。
不紧不慢,高跟鞋跟磕在走廊地砖上,第二声比第一声轻一点,说明她在放慢脚步掏钥匙。
门锁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