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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我们必须生死与共 欧洲人逃往英国（第1页）

第4章　我们必须生死与共欧洲人逃往英国

在利奥波德决定仍留在比利时之后的几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同样的两难选择。在1940年5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世界的注意力转向了法国的崩溃和英国从敦刻尔克的撤退，但挪威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纽约客》的莫利·潘特-唐斯注意到，在一个月前曾对温斯顿·丘吉尔掌控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挪威的冲突”，到这时“已经显得非常遥远了”。

虽然德国在4月里迅速征服了挪威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但在北部战斗的盟军却于5月27日占领了重要港口纳尔维克，并将德国人赶回到了瑞典边界。当盟军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英国政府已经下令再次撤退，以应对即将来临的德国对英国本土的入侵。在挪威的所有英军都要在6月初回国。英国人再一次做了他们指责利奥波德所做的事情：在不咨询他们盟友的情况下决定撤回自己的军队。英国驻挪威军队司令克劳德·奥金莱克（ClaudeAuleck）在给一位同事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即将撤出时，却假装我们即将投入战斗，这真让人感到自己成了一个恬不知耻的东西！”

这个消息让哈康国王像遭了雷击一样。他和在特罗姆瑟一起避难的挪威政府的部长们，都曾发誓要继续战斗。当被告知英军将撤退时，国王很不情愿地同意按英国政府的要求去伦敦。但他立刻就有了另外的想法。6月5日晚，他致信英国驻挪威特使塞西尔·多梅尔（er）爵士，宣布他不能抛弃他的士兵或人民，“进一步反思之后，他觉得有责任留在挪威”。

第二天早上5点钟，多梅尔开车前往特罗姆瑟哈康国王和奥拉夫王储驻留的农舍。英国外交官知道这不是求见皇室的适宜时刻，但他肩负的使命让他如此迫切。没有任何的外交辞令，他直接告诉国王挪威的命运已无法改变，如果他执意要留下来，他将会成为德国的抵押品。“他将无法以任何方式帮助他的人民，甚至与他们有任何联系，德国人将会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简而言之，这正中了德国人的圈套。”如果哈康去了英国，他和他的政府将可以和其他盟国联合起来，重新开始战斗。

多梅尔没有提到英国之所以决心将哈康快速秘密地转移到安全地带还有另一个原因。23年前，当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NicholasⅡ）被推翻后，哈康曾提出要派出一艘军舰去救他的表哥尼古拉二世，以及沙皇的妻子和孩子。哈康的姐夫英王乔治五世也是尼古拉的表弟，曾经告诉挪威国王不用麻烦他，英国会派一艘船去接俄罗斯皇室的。然而，英国没有派出舰船去俄国。据说，哈康对他的姐夫抛弃尼古拉和他的家人使他们在1918年遭布尔什维克杀害一直耿耿于怀。乔治五世的儿子，现任的英国国王确定不能再重复父亲的错误。他敦促英国政府，必须尽一切力量不让他的舅舅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多梅尔告诉哈康，英国最后一艘重巡洋舰“德文郡号”将于第二天晚上8点准时离开特罗姆瑟港，他希望哈康及其政府成员能够上舰离开。国王回答说，他必须咨询他的内阁再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那天和接下来的一天里，哈康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感到异常痛苦。在“德文郡号”出发前的几个小时里，他与政府的主要官员们在特罗姆瑟的临时总部，一座奶酪工厂里一起开会。经过激烈的辩论，他们决定离开。当会议结束时，他的声音颤抖起来，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仍然不能肯定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在英国能做些什么？他们是否会永远与挪威切断联系？房间里的其他人，大多眼含泪水，站起来反复说道：“上帝保佑挪威！”他们的话音落下后，他看着他的儿子，几乎无法说出“上帝保佑挪威”那句话。当部长们离开房间时，国王以近乎耳语的声调说道：“我很害怕挪威人民的判决！”

那天晚上，当挪威政府官员和英国外交官员登上“德文郡号”时，多梅尔站在码头上，焦急地扫视着通往港口的道路。终于，当还差几分钟到八点时，一辆汽车开了过来，哈康和奥拉夫在他们的侍从的陪同下跨出了汽车，多梅尔这才松了一口气。国王在码头上停了一会儿，回头看着耸立在城后被积雪覆盖的山峰，然后又转过头来看着大海，似乎要将这壮丽的景色印入他的脑海之中。又向四周看了一遍之后，他低垂着头，慢慢地爬上了舰船的舷梯。一位在舰船甲板上看着哈康的挪威官员后来回忆道，哈康看上去“非常沮丧，这毫无疑问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之一”。

晚上8点整，“德文郡号”起锚出发了。几分钟后，它就消失在浓雾之中，向英国驶去。

当哈康穿着他的冬天制服和高帮靴子，于6月9日到达伦敦时，他发现了一个欢腾的城市，伦敦市民表现得好像他们的国家刚刚获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一样。在过去两周里，超过22万的英国军队被从敦刻尔克的海滩抢运了回来，这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对许多英国人来说，为拯救一支被认为注定会灭亡的军队付出的努力所获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功完全掩盖了正在法国发生的军事灾难。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由驶过英吉利海峡的成百上千艘游船和其他援助小艇组成的大规模救援行动的成功，一直被视为英国历史上最为壮观的篇章之一。《纽约时报》在当时曾声明说：“只要还有人说英语，敦刻尔克一词就会被尊敬地念出来。在那个港口，掩盖了民主之魂的怒气和瑕疵消失了。在那里，受到打击但未被征服的英国仍以耀眼的辉煌面对敌人。”

随着遮盖横跨整个海峡的失败的幕布被拉上，英国人和他们的新首相现在将专注于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了。温斯顿·丘吉尔于6月4日带着挑战的口气向议会宣布：“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地面上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上战斗，我们将在山岭上战斗……我们永远不会投降。”

这是丘吉尔最出色的战时演讲之一，但对法国人来说毫无意义。对他们来讲，敦刻尔克的撤退根本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悲剧和背叛行为。直到成千上万英国远征军部队已经离开之后，英国人才让法国人知道他们正在撤离。当被告知5月31日英军大规模撤离的消息之后，一名法国海军上将愤怒地对着告诉他这个消息的英国将军说道：“所以，你承认法国军队将单独掩护英军登船，而英军将不会帮助法国军队掩护自己的撤退？你们的决定是英国的耻辱！”到了那一刻，英国人才同意让法国军队一起撤退。最终有十多万名法国士兵撤离了敦刻尔克，但对于英国人来说，那显然是后来才想到的。

正如法国海军上将所指出的那样，英国远征军的撤离得到了坚守敦刻尔克周边的法国军队和英军几个团的大力支援。在撤离期间，距敦刻尔克东南方向约50英里的里尔市及其周围地区，一个法国师与七个德国师展开了逐屋争夺的战斗，并把德国人困守在海湾地段整整四天。德国人对法国军队勇气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允许他们在投降仪式上持有武器。成千上万名法国士兵在敦刻尔克周围的战斗中死去或受伤，约有30000至40000人被俘。在法国的整个战斗中，有90000多名法国人丧生（是11000名英国人的丧生数量的数倍），20多万人受伤。

从敦刻尔克撤离之后，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出现了一种论调，法国“缺乏勇气的崩溃”和法国军队的“完全没有节气”的表现应对英国远征军的撤离负主要责任。很多法国士兵确实放下了武器，但其他人仍然在战斗，尽管他们的文职领导人和年老的军事指挥官的失败主义情绪越来越大。正如加拿大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s）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最终的关键性军事错误，法国的战争投入依然是巨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朱利安·杰克逊（JulianJa）曾写道，法国军队在战斗中“像在正确领导和充分装备下的1914年的战争时那样英勇。1940年的失败最根本的是军事策划的失败”。

在私底下，温斯顿·丘吉尔承认法国人在这场战斗中是首当其冲的。他在6月14日告诉英国战时内阁，“英国的极少几个师在法国参加了战斗。实际上确实是很少。法国的损失远远超出了我们在各方面的损失。”他对“帕格”·伊斯梅将军宣称：“我们对法国战场的贡献是非常微小的。到目前为止，法国人承担了90%的伤亡，并忍受了99%的痛苦。”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对法国损失的严重程度或法国军队的勇气没说多少话，这种忽略导致了法国驻伦敦大使的严厉批评。

毫无疑问，丘吉尔和法国领导人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前和之后的两次会议是完全失败的。在他极力劝阻保罗·雷诺和沮丧的法国政府不向德国人投降的过程中，丘吉尔宣称英国永远不会放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一直战斗，不管在哪里，永远战斗！绝没有怜悯，直至最后胜利！”他请求法国人继续战斗，如果不是在巴黎的话，“就去各个省份，直到海岸线。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在北非的殖民地继续战斗。

丘吉尔的口才和他的论证并没有给法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尽管雷诺还愿意与丘吉尔对话，但韦根将军和贝当元帅都愤怒地指责英国人只为自己着想。他们指出，虽然丘吉尔在敦刻尔克撤退之前拒绝向法国派遣更多的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但他却派出每一架可以起飞的英国战斗机来掩护英国远征军的撤退。

此外，他们还指出，直到那时英国仍然只投入很少军队，在没有取胜决心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赢得与德国战争的胜利呢？在韦根和贝当看来，欧洲战争的胜负将由法国战场而不是英国战场来决定。他们声称，英国人的任何持续抵抗将是徒劳无益的。韦根认为，英国人的脖子在一个月内就会像“鸡脖子一样被扭断”。

当所有这些政治争吵还在进行中时，仍有一些法国部队在法国北部的索姆省和阿尼斯河的最后一道防线上继续战斗，并造成了德军的大量伤亡。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RobertTombs）和伊莎贝尔·图姆斯（IsabelleTombs）指出：“那是1940年的一场伟大战役，它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国人遗忘了，而在英国从来就没有被报道过。”他们注意到，德国的一个装甲师在两天内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坦克。然而，法国人虽然有决心，但他们无法抵挡德军的绝对优势，德国人不久就突破了法国岌岌可危的防线。

到了6月的第一个星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已深深分裂的法国仍处于极度惊恐之下，政府也在摇摆不定。没做任何防御或撤离安排，雷诺和他的部长们于6月9日逃离了巴黎，先逃到图尔，然后再逃到波尔多避难。数以百万计的巴黎人也步行或利用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交通工具离开了城市。这是自黑暗时代以来欧洲最大的人群移动，“像一个被击倒的蚁丘”，总计有超过600万的法国公民涌向了法国南方。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eKennan）亲眼看见了这次大规模的流亡运动，到处是一片混乱，一个充满了分裂的社会呈现出“恐慌中的人性的丑陋、失败感和道德沦丧”。

6月14日，德国军队迈着正步进入了巴黎，就像他们在维也纳、布拉格、华沙、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和布鲁塞尔干过的事一样。两天后，雷诺辞去了总理的职务，贝当接任法国总理。6月17日，这位年迈的“一战”维尔德之战的英雄命令法国军队放下武器，并向德国人要求停战——这正是法国官员三个星期前谴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所干的事。

贝当在向他的同胞们的广播中将法国的失败归咎于“武器太少，盟友太少”，法国自己在精神上的溃败，包括缺乏纪律约束和不幸的“享乐精神”。除去贝当认为缺少盟国的言论，英国人和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很容易就接受了他谴责的法国严重的内部缺陷：社会、心理、经济和政治的各个方面，是法国令人震惊的崩溃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英国领导人很方便地就把自己国家在这场失败中所起的作用忽略不计了。正如罗伯特·图姆斯和伊莎贝尔·图姆斯在他们关于英法两国关系的权威历史著作中所写的那样，英国对两国“二战”期间联盟的贡献是“微小得可耻”。在形成那种不稳定的伙伴关系之前，英国政府曾执行了20年之久的“有意疏远”法国的政策。这对法国的外交、军事战略以及法国的自信和安全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负面影响。

最后，两个盟友都互相指责另一个该为法国的失败负责。时至今日，这样的互相指责依然没有停止。罗伯特·图姆斯和伊莎贝尔·图姆斯指出：“事实上他们都把对方拖下了水，但双方都还记着对方的那笔账。”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EricSevareid）于1940年6月底乘船离开法国去英国时，他感受到了同船的英国记者的情绪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回忆说：“他们似乎很开心，他们是英国人，他们的目标很清楚。他们现在团结在一起了。”

虽然他们国家的前景似乎非常暗淡，但其他许多英国人也和他们一样感到一种解脱和兴奋。作为一个生活在岛上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为与欧洲或其他国家结成的联盟感到舒坦过。现在他们又成了“孤身一人”，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

即使是那些与法国有密切关系的人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其中包括丘吉尔与法国政府的联络官爱德华·斯皮尔斯（Edears）将军和英国在法国的最高指挥官之一艾伦·布鲁克将军。斯皮尔斯和布鲁克都是在法国出生和长大的，都能说流利的法语，并都一直将法国作为第二个家。但布鲁克在6月中旬告诉一名英国同事，他已决定，“除非万不得已，他不想在这个国家再多待一个小时”。斯皮尔斯也指出：“我一生积累起来的对法国的感受、情感和热爱正在慢慢流失。现在只剩下英格兰了。”

同样的，当乔治六世国王问战争部长安东尼·伊登（AnthonyEden），英国的现状很糟糕，为什么他的情绪这么好时，伊登回答说：“现在我们孤身一人了，先生。我们没有一个盟友了。”国王本人也向母亲玛丽王后表示，“我个人也感到更高兴，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礼貌对待放纵的盟友了。”

然而，不管欧洲人是否曾经想过要盟友，英国人都迫切地需要他们。丘吉尔慷慨激昂的言辞激励了他的同胞们起来参加战斗，但激励本身并不能阻止德国的入侵。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爵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当然一切都像现在一样阴沉。据我所见，我们经过多年的悠闲准备，结果是完全没有准备好。”

尽管敦刻尔克的救援是一个奇迹，但英国的状况也濒临崩溃。在参与比利时和法国的防御期间，英国皇家空军失去了许多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更不用说数百架飞机和两万多人的地面部队了。现在这个国家的男人只够组建20个师，这还不到德国现有部队的110。而且这个数量微小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打仗的武器，绝大部分的坦克、装甲车、武器和其他装备都留在法国了。全英国只有几十万支步枪和500门大炮——大部分大炮都是从博物馆弄来的“古董”。

6月26日，丘吉尔视察了英格兰东南部沿海岸线匆匆修建起来的防线。如果德国人入侵的话，预计他们将会在那里登陆。负责多佛周边防务的将军告诉首相，他只有三门反坦克炮来支撑五英里的海岸防线，而每门炮只有六发炮弹。丘吉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大国会在敌人面前暴露得如此衣不蔽体。”

在1940年的春夏之际，英国的新首相对保持中立态度的美国及其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多次发出急切的呼吁。虽然罗斯福总统同情英国的困境，尽全力帮助英国生存下来，但罗斯福对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保持着警惕，对英国生存的机会和能力也有所怀疑。事实上，华盛顿有许多人已经放弃了英国。这个小岛怎么能抵挡得住已经摧毁了前进道路上每一个国家的入侵者呢？荷兰历史学家詹姆斯·H。赫伊津哈（JamesH。Huizinga）注意到：“人们必须既有远见又相信神灵，才能坚信这场战争仍会获胜。”《纽约客》的莫利·潘特-唐斯是这样看的：“即便在今天，一位公正的观察者也很难判定英国人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还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

1940年夏天，一些英国人为他们没有盟友而欢欣鼓舞，而丘吉尔的态度完全相反。仅仅几个星期之前，丘吉尔曾因被占领的国家的失败而责难他们，但现在他向那些政府和他们的武装部队敞开了英国的大门，以他惯有的活力和**，欢迎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人。在这样做的时候，他罔顾了内阁和白厅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外国人持有很大的偏见。外交部曾经抱怨说，丘吉尔正在争取“全世界的每一个古怪的人”。然而，随着法国在6月中旬的崩溃，首相命令政府尽可能多地拯救曾在那儿作战的外国军队和飞行员，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或国籍是什么。

到那时为止，被英国拯救的最多的人是波兰人。1939年9月波兰被德国人占领后，其成千上万幸存的士兵、飞行员和水手遵照波兰政府的指令逃离了波兰，并以他们可能的方式继续战斗。负责协调这一行动的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战争英雄、新任波兰总理兼军队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adys?awSikorski）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