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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称为重水的东西 不为人知的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救援任务开始了（第1页）

第5章　称为重水的东西不为人知的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救援任务开始了

1940年6月22日早上，一大群衣着不整、神情疲惫的旅客聚集在伦敦帕丁顿车站的一个站台上，他们的四周围着一堆行李箱、木箱和26个金属罐。人们匆匆走过他们的身旁，对他们没有过多注意，这些旅客刚刚从法国抵达伦敦。而伦敦人在那天有着更多的事情要担忧，其中包括即将来临的法国向德国投降。

从那群人的外表上看不出他们有任何的重要性。然而在他们中间却有法国一些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弹道学和化学战研究以及制造炸药的专家。站台上与他们一样不起眼的，还有两名来自巴黎著名的法兰西公学院的核物理学家，而法兰西公学院在当时是核裂变实验的领先中心。这群专家以及他们身旁罐子里的宝贵物质，最终将在战争最关键性的进展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一位高大、没有刮脸、身穿法兰绒裤子和沾满旅行污迹风衣的英国人正在向那一大群人说话。这个被家人和朋友称为杰克的人，就是20世萨福克伯爵查尔斯·亨利·乔治·霍华德（CharlesHenryGeeHoward），一位英国最古老且最强盛的家族的继承人。萨福克伯爵几天前就把科学家们召集了起来，把他们从法国匆匆送上了一艘苏格兰的煤炭货轮。丘吉尔政府的一名低级官员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在他们抵达伦敦几小时后就见到了萨福克伯爵，他对伯爵肃然起敬。他后来把这位34岁的同辈描述为“海军英雄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esDrake）爵士和侠义英雄‘猩红繁笺花’的混合物”。

尽管萨福克伯爵在法国的冒险行动中表现出相当的大胆并极富才智，但取得成功并不仅仅是靠他一个人。他在安排救援行动时的合作伙伴是法国军备部部长拉乌尔·多特里（RaoulDautry）。与法国政府中的大多数同事不同，59岁的多特里是法国铁路系统的前负责人，他也是一个有勇气和远见卓识，并决心竭尽全力帮助英国击败纳粹德国的人。

多特里早在几个月前就参加了这个“披风与短剑”的惊险剧。法国和英国对纳粹德国宣战之后不久，诺贝尔奖得主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的女婿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édéricJoliot-Curie）就造访了他好几次。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妻子伊伦在1935年因人造放射性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在约里奥-居里的指导下，法国国防部的核物理学家们已经证明铀有可能产生爆炸性的连锁反应，他们甚至设计了一座“纸上可行”的反应堆。

约里奥-居里告诉多特里，他的团队的研究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强大的新型炸弹的出现。他说为了利用核能，必须找到一种物质来减缓由铀原子分裂引起的快速连锁反应，这将使铀原子分裂的反应变得能自我维持。这样的缓冲剂是一种称为“重水”的非常罕见的物质，那种**看起来像普通的水，但含有氘——那是氢的同位素或变种。约里奥-居里告诉多特里，世界上只有一家名为诺尔斯克水电的挪威公司生产了少量的重水，那是一家位于奥斯陆以西约70英里的狭窄山谷里的水电化工厂。

1939年12月下旬，在与约里奥-居里会面之后不久，多特里收到了法国军事情报局官员送来的惊人消息。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生产的重水只是它的副产品，少量的重水被销往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以进行各种科学实验。诺尔斯克水电公司刚刚告知法国军事情报局，德国化工业的巨头——法本公司已经下单要买下重水的全部库存。当诺尔斯克水电公司询问大量购买的原因时，法本公司拒绝回答。

多特里感到恐惧，因为德国也正在探索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实际上是真实的。事实上，德国政府创建了专门的军事部门来发展战时原子能的运用。德国物理学家保罗·哈特克（PaulHarteck）曾说过：“首先利用核裂变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在德国政府的赞助下，哈特克等物理学家组成了他们的“铀俱乐部”，在帝国的六个实验室里进行核连锁反应的实验。像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团队一样，德国人决定将重水作为控制和维持核反应的最佳手段。

德国人对重水有兴趣的消息刺激了多特里采取行动，他认为决不能让纳粹掌握核武器。他在挪威组织了一次秘密行动，让他的特工把所有可以找到的重水都运回法国。多特里选择了雅克·阿利作为领导这一行动的负责人。他是一名戴眼镜的年轻法国人，他在和平时期是巴黎银行的一名职员。巴黎银行是法国的顶尖级银行之一，还是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的大股东。

1940年2月28日，作为军备部预备役军官的阿利离开巴黎去了奥斯陆，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冒险。他以假名和假护照旅行，随身携带了150万挪威克朗（相当于现在的500多万美元）的信用卡。

在大雪覆盖的挪威首都，阿利告诉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的主管艾克斯·鲁贝尔（AxelAubert），法国和德国科学家之间正在进行建造原子弹的竞赛，以及重水在这场竞赛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法国人提出以信用卡换取诺尔斯克水电公司的所有重水库存时，鲁贝尔摇了摇头，他说他的公司不会“为重水收一分钱”。诺尔斯克水电公司将把所有的库存及将要生产的所有重水都借给了法国。鲁贝尔说：“我知道，如果德国的实验成功，而法国在战争中不幸失败，我将会因为今天所做的事情被枪毙。然而，我将为冒这个风险而感到自豪。”

手中拿到了重水，阿利和他的团队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如何不受德国人的干扰将重水带出挪威。尽管法国团队是秘密行动，但纳粹已知道了所有的一切。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已通知其在奥斯陆的特工人员，跟踪一个名叫阿利的可疑的法国人，他在旅行时用的是一个假名。

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诺尔斯克水电工厂的工人将重水倒入26个金属罐中，然后开车通过冰层覆盖的道路将这些重水罐运送到了奥斯陆。第二天早上，阿利和他的一个法国同事到达了奥斯陆的佛内布机场。这时有两架客机在机场跑道上并肩滑行，一架将飞往苏格兰，另一架将飞往阿姆斯特丹。两架飞机预定在几乎同一时间起飞。

在出发大厅里，法国人在阿勃维尔特工人员的监视下，确认了去阿姆斯特丹航班的机票订座。当两架飞机的乘客开始登机时，一辆出租车开到了机场大门口。警卫挥挥手让它通过后，出租车就直接开到了停机坪上，停在航站楼看不到的两架飞机之间。当阿利和他的同事走向阿姆斯特丹航班的登机口时，重水罐被匆匆地从出租车搬上了去苏格兰的飞机；他们混杂在登机乘客的队伍里，走着走着突然改变了方向，匆匆赶到苏格兰航班的登机口，在登机口门关上之前登上了飞机。两架飞机起飞后飞向北海上空。

飞机起飞几分钟后，两架德国空军战机拦截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并迫使它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降落。飞机刚着陆，阿勃维尔的特工人员立即强行打开货舱并卸载了几个大木箱。然而在木箱里面，他们发现的是破碎的挪威花岗岩，而不是命令他们加以拦截的重水。在那个时候，装载着重水的罐子已安全抵达了爱丁堡。到了3月16日，它们又被转运到了巴黎，存放在法兰西学院的地下室里。三周后，德国入侵了挪威。

然而，拉乌尔·多特里几乎没有时间去回味他的成功。5月16日，他接到韦根将军的一个紧急电话，通知他德国人在默兹河突破了法国人的防线。与他的上级不同，多特里并不关注失败和投降双重“幽灵”的逼迫。他与丘吉尔、戴高乐有着一样的信念，认为他的国家必须站稳脚跟，继续战斗。他认为，如果法军在法国的土地上被德军打败，法国军队应该撤到北非的法国殖民地去，与英国人一起继续战斗。

他当时最关心的是确保法兰西公学院的物理学家以及他们所保存的重水的安全。在他的敦促下，约里奥-居里团队的两名主要成员——俄罗斯出生的肩膀高耸的路易·科瓦尔斯基（LewKowarski）和汉斯·冯·哈班（HansvonHalban），一名受过良好教育，在德国长大的奥地利人，带着珍贵的重水转移到了巴黎以南约250英里的工业城镇克莱蒙-费朗，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临时实验室。6月初，随着德国人逼近巴黎，约里奥-居里和他的妻子加入了他们的临时实验室。到了那时，多特里意识到情况的紧急，必须让科学家和重水在德国人追踪到他们之前从法国转移出去。正当他在筹划如何去实施这个计划时，萨福克伯爵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1940年初，也是一名科学家的萨福克被派往巴黎，担任了多特里的军备部和英国供应部之间处理科学和工业研究方面事务的联络官。在里兹饭店安顿好了之后，他就开始着手了解法国科学与工程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约里奥-居里的核裂变实验。

6月初，当法国即将崩溃时，萨福克自行决定尽他的能力从法国救出任何具有科学和工业价值的东西。多特里完全支持萨福克的行动，并给他写了一封信，授权他那样去做。拿着多特里的批准信，萨福克在巴黎四处奔走收集科学家、工程师和最先进的机床的信息，以及在德国闪电战开始之前转移出比利时和荷兰的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工业钻石。当某些保险库内存满钻石的银行的工作人员拒绝交出钻石时，英国伯爵就掏出了两把手柄镶有象牙的手枪和多特里的信。银行工作人员马上就乖乖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