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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在战时伦敦感受到的兴奋（第1页）

第7章　我的上帝，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在战时伦敦感受到的兴奋

相对于伦敦大轰炸所带来的所有的害怕、恐惧和破坏而言，在许多生活在伦敦的人心中，还有一种无可比拟的兴奋感，一种在这样的时候能在伦敦生活的“正能量”。在战争的**阶段，死亡的威胁似乎只会增加生存下去的兴奋和激动。美国的杂志记者昆汀·雷诺兹（QuentinReynolds）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你走在街上，每个在你身边走过的人都象征着生命脉搏的跳动。”

战时伦敦的**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欧洲的流亡者们，他们为伦敦炸毁的街道增添了色彩和生命。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一个伦敦人会知道，在公共汽车或地铁上，在餐厅或酒馆里，坐在旁边的那个人是谁。他可能是一名刚刚从轰炸袭击中返回的波兰飞行员，可能是一名从被鱼雷击中的船上救出的挪威水手，也可能是一名从法国偷渡过来的抵抗运动成员。对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CharlesRitchie）来说，与穿着各不相同的、眼花缭乱的军服的欧洲盟国军人一起在肯辛顿花园漫步，就像是“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游泳”。

流离失所的欧洲人似乎无处不在。波兰领导人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在白金汉宫对面的鲁本斯酒店办公；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政府在皮卡迪利里兹酒店对面的斯特拉顿乡村别墅办公；其他外国政府的办公室分散设在贝尔格拉维亚、肯辛顿、梅费尔及圣詹姆斯等上层居住区的房屋和办公楼内。毗邻比利时只有“邮票大小”的国家卢森堡大公国，也遭到了德国的入侵和占领，他们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威尔顿广场设立了办事处。

在1940年晚些时候，戴高乐和他的日益扩大的自由法国运动也从他们在圣史蒂芬之家的简陋住所搬到了卡尔顿花园中的四层豪宅。从那儿可以俯瞰圣詹姆斯公园，那曾经是英国历史上最为仇视法国的首相帕尔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的住所。戴高乐自己住在由英国政府提供的豪华的康诺特酒店，而他的妻子伊冯娜（Yvonne）和他们12岁的弱智女儿安妮——她们在7月份逃出了法国，则住在索罗普郡一座宽敞的乡村居所里，远离了德国炸弹的危险。

而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则住在满布弹坑的切斯特广场旁的一栋小型的连体公寓里。那儿离白金汉宫不远，战前是伦敦最高雅的社区之一。现在，广场及贝尔格拉维周围的地区在大轰炸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房屋已经空无一人。每天晚上，在德国空军袭击开始之前，威廉明娜会提着一个装有官方文件的小型手提箱去梅宝尼克拉里奇酒店。她将在酒店加强的大型防空洞里度过一夜，在第二天早餐后再回家。她自己的住所在遭受轻微的炸弹损伤之后被修补好了。像广场上的其他房屋一样，住所的前面看上去非常破旧，急需重新油漆。她的工作人员敦促她重新涂漆，但对这种不是必需的且普通市民无法得到的特殊待遇，女王拒绝加以考虑。她还顶住了荷兰官员的压力，拒绝转去更适合国家元首居住的更大、更豪华的住宅。荷兰首相彼得·格布兰迪（PieterGerbrandy）说：“女王一直认为，当她的子民在荷兰处于那样一种悲惨的境地时，她决不能住在宫殿里。”

威廉明娜的朋友，挪威国王哈康与他的儿子奥拉夫王储是在伦敦以西约45英里的伯克郡的乡间别墅里过夜，他们每天乘车来往于伦敦和住所。哈康和奥拉夫与乔治六世国王的关系较为紧密，因而是白金汉宫的常客。乔治六世还曾在1929年奥拉夫的婚礼上当过他的伴郎。

在挪威经历了动**不安之后，被他的侄子和其他英国皇室成员称为“查尔斯叔叔”的哈康对他认为的松懈的皇宫保安感到很不放心。乔治向哈康保证，他不用担心。英国国王告诉哈康，经过在白金汉宫和温莎射击场上的勤奋练习，他和王后已经完全能够保护自己了。乔治还骄傲地向哈康展示了在皇宫地下室里的一个作为防空洞的房间。那个房间以前是皇宫女仆的休息室，房间里放着皇宫中过剩的维多利亚式椅子和沙发，并配有桶装的沙子和救火用的手动水泵。

哈康还是很不放心，因为他知道德国人跟踪敌人的技能是非常高超的。他问他的侄子在德国入侵的情况下，王室有什么样的计划从伦敦撤离。他被告知，为保护国王，专门指定了一支由精心挑选的皇家骑兵组成的精锐军事部队。他们将昼夜待命，以备在发生突击袭击时保护王室人员乘坐装甲车去安全地点。

哈康还是半信半疑，他要求实地操练一次撤离计划。乔治感到有些困扰，但还是遵从了哈康的要求，按下了一个警报按钮来召唤他的警卫部队，然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国王派了一个侍从外出找原因，侍从回来报告说：一位在皇宫值班的伦敦警察通知警卫没有任何攻击行动，“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国王命令继续操练在发生袭击的情况下的紧急应对措施：一群警卫冲进了皇宫花园，“像松鸡狩猎时赶松鸡的人那样拍打灌木丛和花坛，而不是像在追捕一个危险的敌人”。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大笑起来，而哈康国王则大为惊恐。由于这次事件，皇宫的安全防卫措施大大增强了（战后发现的德国文件显示，在入侵英国的时候，一支由100多名训练有素的伞兵组成的突击队将直接降落到白金汉宫的地面上以抓捕乔治六世国王及其家人。德国的“俘虏名单”上还包括了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国王哈康、威廉明娜女王、西科斯基将军和爱德华·贝内什等外国领导人）。

在战争期间逃到伦敦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比他们国家的君王或政府高官要差了许多。外国领导人在梅宝尼克拉里奇酒店或里茨烧烤餐厅吃午饭时，他们的同胞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伦敦移民生活的中心苏豪区——从17世纪以来那里就是欧洲外籍人士的避风港，随意、嘈杂且便宜。那个地区布满了流亡者们喜爱的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和其他民族的餐馆。老康普顿街拐角处的约克大教堂是最著名的会议场所之一，吸引了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和比利时政府的低级官员。老康普顿街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屠宰店、蔬菜水果店和糕饼店，人们称它“法国化了，就像是巴黎的圣多诺丽”。

到了1940年底，在英国首都居住的欧洲大陆流亡者——军人和平民超过了10万人。随着战争的持续，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他们大多是逃离了自己国家的年轻人，来到英国以便继续战斗。荷兰法律系学生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泽马在23岁时，乘坐一艘挂着巴拿马国旗的生锈的货轮逃离了他的国家。他说：“所有人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去英国，并加入盟军。要渡过海峡到英国去，你就不得不牺牲所有你爱的人……所求的就是这么一项特权：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去抗击纳粹。”

在移民中就有捷克流亡政府广播部门的负责人约瑟夫·科贝尔（JosephfKorbel），他与妻子和小女儿马德伦卡（Madlenka）住在肯辛顿公园路一座红砖公寓的三楼。60多年后，马德伦卡——现在是世界闻名的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将会以生动的细节来描绘在她4岁经历伦敦大轰炸的时候，她如何每晚都蜷缩在公寓地下室庇护所的一张双层**，听着德国空军的炸弹在附近的街道上爆炸。

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德国的轰炸袭击几乎算不上是科贝尔和其他欧洲流亡者不得不应付的唯一困难。与美国等多个国家一样，英国也担心来自国外的“第五纵队”渗透进城市和农村，为德国的入侵做准备。许多英国人都认为，德国在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法国取得的惊人的胜利不能仅用这些国家政治和军事的软弱来解释。纳粹德国的胜利必定和他们的特工及同情者在德国入侵之前实行了有效的破坏有关——这一看法后来被证明没有多少事实依据。

尽管如此，当时有很多英国人对外国人非常怀疑，尤其是对来自德国、奥地利和东欧的外国人非常怀疑。所有的非英国人被命令到警方登记，他们的活动（包括旅行和就业）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整个1940年期间，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2万多名“敌方侨民”，许多是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从他们的住所或工作场所被带走，关进了在英国西海岸马恩岛的拘留营中。

但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逐渐消失，公众开始意识到对被关押的外国人的不公平待遇。英国人变得更加开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人在1941年夏天恢复了自由。虽然英国政府本身只向欧洲移民提供了极少的帮助，但许多民间人士站了出来，向欧洲移民提供援助，有些人还开放了他们的住所，作为新来者的临时避难所。其他人帮助开办食堂、组织足球赛，开展戏剧、舞蹈文化活动和英语课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国分公司将伦敦一座豪宅改为流亡军官的俱乐部，利物浦牧师的女儿奥文·沃恩（OlwenVaughan）在皮卡迪利附近的一栋连体公寓的地下室里开设了著名的“法国小宠物俱乐部”。沃恩原来是英国电影协会的雇员，一个狂热亲法的人，她想要创造一个空间，让在伦敦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成员“能找到一点他们被迫离开的国家的精神”。虽然空间狭窄并拥挤，但这个俱乐部不仅在法国人中间非常受欢迎，而且在其他国家的流亡人士中也非常受欢迎。它也成了吸引英国电影制作者的磁铁，当美国加入战争之后，也吸引了美国电影同行。一位旁观者曾说：“它有这样的声誉。如果在战争期间你听说奥森·威尔斯（OrsonWelles）或丽塔·海华斯（RitaHayworth）在伦敦，而你想见到他们，那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先试试那个法国俱乐部，然后再去萨沃伊饭店。”

尽管几乎没有听说过英国公众主动与外国人接触，但许多英国人暂时摒弃了他们的传统偏见。这不仅是因为同情流亡者的困境，而且是因为在这个危急的时刻，这些欧洲人是英国的非正式公民，他们同样遭受着大轰炸的危险和国家严峻的战时物资匮乏。CBS记者埃里克·塞瓦雷德指出：“英国人基本上对陌生人并不比以前更感兴趣。但现在当他们在经受考验时，这些陌生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在大轰炸之前，许多移民，特别是那些来自中欧和东欧的人，在英国感到孤立和不受欢迎。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母亲记得：“我们住在一个外国，但周围全是捷克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我们不与英国人交往。”多年后，一位曾经是科贝尔邻居的英国女士告诉奥尔布赖特，尽管欧洲流亡者和居住在科贝尔所在公寓的英国人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是大轰炸创造出了一个瞬间的精神上的社区。那位邻居说：“那是非常愉快的一群人，双方都感受到友好和温暖，人们相互间非常支持。他们在地下室、防空洞里大玩桥牌，并分享各自的生活用品。”

在另一方面，欧洲人对他们的地主所展现的勇气、决心、韧性和抗争精神印象深刻。一位流亡者写道：“因为英国人每天表现出来的忍耐，英国式的平静和幽默感就在你的眼前。”这使得忍受夜间大轰炸的爆炸袭击更容易了。

当埃里克·哈泽尔霍夫·罗尔塞马在1941年逃离荷兰抵达伦敦时，他和另一位年轻的荷兰移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乘这座城市著名的红色双层巴士，快速浏览他们的新家园。他们发现公共汽车的大部分窗户都刷上不透明的胶水，以防止炸弹爆炸时伤害乘客。在一个窗户上贴着官方的通知，告诉乘客不要刮掉胶水：“我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的举措，这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在通知之下，有人写道：“我感谢你的信息，但我因此就看不见血染的车站了”。这两个年轻的荷兰人被这种意见交换的魅力所感染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正经受着纳粹占领者的**和恐吓。哈泽尔霍夫·罗尔塞马后来写道：“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极为轻松的互动，德国人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即便是脾气不好，从来就不是英国人粉丝的戴高乐，也对他在伦敦开始的几个月和几年里遇到的英国人赞不绝口。他曾回忆说：“面对德国进攻的情景，每个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堪称典范的决心。看到每个英国人都将国家的命运作为自己的责任，那真是太好了。”

然而戴高乐对英国政府却感到不满，他认为英国政府在确认他在英国的公众地位上存在着误导。随着丘吉尔的批准，政府官员聘请了公共关系顾问里士满·泰普（Riple）来宣传将军和他的事业——这项举措激怒了戴高乐。他咆哮道：“我不想成为新闻界造就的电影明星。”他补充说，丘吉尔似乎想让他装扮得“像一个新品牌的肥皂”。

戴高乐尤其不想让记者和摄影师看到他的妻子和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女儿。从各方面来衡量，他对女儿一直是全身心奉献的。他对她的温柔和看顾，是他身边的人几乎从未看到或经历过的。他后来说道：“没有安妮，也许我永远做不成我所做过的一切，她给了我那么多心灵和精神上的力量。”

事实证明，政府宣传戴高乐的运动是不必要的，英国人已经被这位孤独的法国人迷住了。他拒绝接受失败，他加入了他们看似愚蠢的对希特勒的战斗。知名作家、议员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Ni）指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人们总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到失望。而在战争的初期，法国的事业看上去是失败了。戴高乐以他闪光的奇迹鼓舞了我们，他表现得如此正面，他可以用自己和人民的梦想的力量带领他们走出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