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米,二十米,三十米。
水压越来越大,光线越来越暗,周围只有低沉的、永恒的洋流的呜咽声。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肺在抗议,耳膜在鸣叫,骨头在承受压力。
这些她都可以控制——肺可以不呼吸,耳膜可以自动调节内外压力差,骨密度和肌肉张力都可以调整。
可然后呢?
她停在四十米左右的深度,抬头看见水面上已经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苍白光斑,低头看见脚下是黑暗无边的、连她的视力都无法穿透的深海。
在那个深度下,她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无论她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无论所谓的“完全境界”在怎么高明、厉害,她也不能继续往下潜了。
水压会在某个临界点把她的胸腔压碎,氧气储备会在某个时刻耗尽,她的肌肉可以比常人强很多,但终究还是人类的肌肉,不是深海鱼的,不是鲸的,不是任何能在这种地方生存的生物的。
她浮上水面的时候,表情是平静的。
站在沙滩上甩干头发上的海水,穿回外套和鞋,淡然的模样和任何刚游完泳的人都没有区别。
可那天晚上她躺在度假村的床上,睁着眼睛看了整夜的天花板。
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失眠——不是因为身体不疲劳,而是她不想让自己睡着。
她的“完全境界”让她站在了人类能力的极限上,可那仍然是人类的能力,不是超人的,也不是神的。
她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强、最伟大,甚至最不可思议的人类,却永远无法超越“人类”这两个字本身。
那感觉像一个被关在透明玻璃罩子里的人,罩子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她站直,能让她伸展四肢,能看到罩子外面那个广阔得令人心碎的宇宙——星空,深海,时间的尽头,物质的最微小的粒子——却永远无法真正触碰它们。
玻璃罩子太厚了,她的手指敲上去,只有沉闷的、被吞噬掉的回声。
那种痛苦比任何肉体上的疼痛都更难以消解,因为她从小就习惯了没有做不到的事。
从小到大,她的身体就是她最忠诚的士兵,每一个细胞都听她的号令——她可以让自己不疼,不累,不病,不衰老,却唯独不能让自己超越生物学写在DNA里最底层的那个天花板。
她需要突破,突破这个上限,突破这个玻璃罩子。
她深入的,不知疲倦的去接触科学。
纯粹的、最前沿的、甚至是踩在伦理边界上的技术手段是她能看到的第一条路。
基因工程、细胞再造、人体改造——这些领域里藏着无限的可能,如果“完全境界”是她在个体层面上的极致,那么科学就是人类在群体层面上试图打破极限的工具。
她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些学科里,博士毕业论文直接甩出三篇同时发表在一区期刊上的重磅论文,学术界炸了锅。
导师瞠目结舌,同行又羡又妒,而她自己只是平静地收拾好实验数据,把下一步的计划列好,就不再回头看了。
可科学也有科学的上限。
不是知识的上限,而是资源的、时间的、人类协作效率的上限。
有些实验单靠她自己组一支小团队是做不了的,有些知识单靠她自己翻论文、做实验、推导公式也是推不出来的。
她需要更大的平台,更特殊的资源,以及……某种连科学都未必能解释的东西。
比如,超自然的……魔法。
这个词从普瑞赛斯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从来不是带着童话色彩的。
她是一个科学家,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可她对“唯物”的理解比大多数人都更宽广——所谓魔法,不过是尚未被纳入科学体系之外的未知技术,一旦它被掌握、被理解、被解构,它就是另一门物理学,另一门生物学,另一门任何基础学科。
真正的科学家不会排斥怪力乱神,她只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研究它、掌握它、利用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而理解魔法,需要一位引路人。
那一天,普瑞赛斯第一次见到博士。
不是什么学术会议上西装革履的正式引荐,也不是什么秘密实验室里隔着玻璃的冷峻对望,而是在自己寝室楼下的花坛边上,一个最不起眼、最不正经、也最不该发生什么重大人生转折的场合。
她和陶、卡芙卡刚从公共浴室回来,三个年轻姑娘头发都还半湿着,毛巾搭在肩上,手里端着洗漱用的盆子,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往宿舍楼走。
深秋的傍晚天已经暗得很快,路灯刚亮起来,光线还是那种不够用的昏黄。
花坛边站着一个人——一个年轻男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旧但很干净的深色连帽衫,手里捧着一叠打印纸,正在给路过的人发传单。
陶路过他的时候,出于礼貌接了一张,扫了一眼标题,客气地笑了笑,然后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