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就回来。”沈渡说,语气轻松得不像是在说一件很遥远的事,“但不是现在。等你考完了,等你把该拿的奖都拿了,等你把该上的大学上了,你再回来。到时候你回来,就不是回烂尾楼了。”
“那回哪儿?”
“回我们家。”沈渡说。
这三个字说得太自然了,自然到像呼吸一样不需要思考。沈渡自己说完之后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安静得只能听到他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林时没有说话。
他握着手机,站在走廊里,四月的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操场上有人在笑,笑声很大,很远,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好。”林时说,“回我们家。”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几秒,然后沈渡轻轻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有一种林时从未听过的、柔软的东西。
“行了,不说了。”沈渡说,“我该去扛水泥了。工头看不到人要骂人的。”
“嗯。你注意身体,别太拼。”
“知道了。你也别太拼,四十七名已经很好了。”
“好。”
“那我挂了。”
“好。”
电话断了。
林时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通话结束”四个字,站了很久。
他想,他和沈渡之间从来没有说过“我喜欢你”或者“我爱你”这种话。他们之间最重的承诺,是“回我们家”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比任何情话都重。
重到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兑现。
四
四月中旬,林时遇到了来市一中后的第一个真正的坎。
起因是一篇作文。
语文课上的作文,题目是《我的家》。这个题目从小学写到高中,写了无数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套路。林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很久。
他的家是什么?
是舅舅家那张折叠床?是烂尾楼里的水泥地?是现在这个四人间的宿舍?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
他想了很久,最后写了一篇很短的作文,不到八百字,是所有交上来的作文里最短的一篇。
他写了一个烂尾楼,写了一个搪瓷缸子,写了一口黑铁锅,写了一件军大衣,写了一只在除夕夜分着吃的泡面。他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没有用“爱”这个字,没有说任何一句煽情的话。他只是把那些东西一样一样地写下来,像在列一份清单。
作文交上去的第二天,语文课代表来找他。
“林时,李老师让你去一趟办公室。”
李老师叫李秀英,五十多岁,是市一中的语文教研组组长,教了一辈子书,带出过好几个高考语文状元。她对学生很严格,但也很公正,是林时在市一中少数几个不让他感到压迫的老师之一。
林时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李老师正在看他的作文。她把那几张纸平铺在桌面上,上面用红笔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比林时写的原文还多。
“林时,坐。”李老师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林时坐下来。
李老师摘下眼镜,看着他。她的眼睛很小,但很亮,像两颗打磨过的黑石子。
“这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
“是。”
“没有参考任何范文?”
“没有。”
李老师点了点头,把那几张纸推到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