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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第1页）

大二暑假，林见微没有回家。

宿舍楼比平时空了大半，走廊里不再有拖鞋声和笑声，只有头顶的日光灯嗡嗡响。苏晚回了老家，走之前往她桌上塞了两包猪肉脯和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别饿死了”。陆知遥去了一个编程夏令营，三个显示器只带走了一个，剩下两个并排放在桌上，屏幕黑着，映出对面空荡荡的床铺。

林见微留在学校是因为陈修远。放假前他在课堂上提了一句，说假期会组织一次闭门讨论，主题是企业融资结构的数学模型，有兴趣的可以报名。她没有报——不是不想报，是觉得轮不到自己。她只是一个大二的学生，旁听了一学期他的课，期末交了一篇被红笔改满的论文，仅此而已。但放假前一天她在图书馆翻书时，发现一本新还回来的《公司金融：理论与实证》里夹着一张折好的便条。便条上写着她的名字，字迹细密，铅笔。

“7月20日下午2点，数学系会议室。旁听。不许提问。”

她在书架前站了很久。窗外有人拉着行李箱走过，轮子在水泥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她把便条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把书放回架上。

7月20日是个晴天。数学系会议室在旧楼的二楼，窗户朝南，阳光从整排玻璃窗里涌进来，把深棕色的会议桌照得发亮。林见微到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布置会场——一个她不认识的研究生在摆名牌，另一个在调试投影仪。她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然后走进去，在角落找了一把折叠椅坐下。她没有往桌上放任何东西，只带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

人到得比她想象的多。不到二十个人，围着会议桌坐了一圈，有些人西装革履，有些人穿着T恤就来了。她认出了其中的几个——有在券商做资产定价的校友，有从上海赶来的量化基金合伙人，还有两个已经创业的学长，其中一个头发已经白了一半，看起来比在座所有人都大一轮。他们互相打招呼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些零碎的对话——“上次那个模型后来跑通了没”、“你那个假设太强了不适合中国市场”、“我最近在做一个东西跟你们的方向有点像”。这些对话她大部分听不懂，但她把关键词记在了笔记本上。

陈修远最后一个进来。他穿了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还是那种洗得发白的质地，袖口没有磨破但领子有点翘。他扫了一眼会议室，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不到一秒——和课堂上一模一样的扫描方式——然后走到会议桌前站定。他没有做开场白，没有欢迎致辞，只是在白板上写下了今天讨论的主题：初创企业融资结构优化。

然后他转过身，说：“开始吧。”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小时里，林见微坐在角落的折叠椅上，一言不发。那个头发半白的创业者先讲了自己的案例——他的公司做了四年，B轮融资遇到了瓶颈，投资人觉得他的股权结构不合理，早期让出了太多股份，现在没有足够的筹码跟新投资人谈。他把公司的股权演变过程画在白板上，从天使轮到A轮再到B轮，每一轮都标注了出让比例和估值。画完之后他说：“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在C轮之前把控制权收回来。”

然后讨论开始了。

做量化基金的人从估值模型的角度给了一个方案，建议他用可转债代替股权融资。做资产定价的人反驳说可转债在这个阶段会抬高后续轮次的成本，得不偿失。另一个创业者则从实操角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不要收控制权，去做AB股架构。几个人争论了近一个小时，白板上被画满了各种箭头和数字，有些数字被擦掉又重写，有些箭头被画了叉又换了方向。陈修远大部分时间只是听着，偶尔问一个问题，声音不大但每个问题都问在关键处。

林见微在角落里飞快地记着笔记。她发现这些人讨论的问题，和她在图书馆里看过的那些专业书、和陈修远在便签上问过她的那些问题，以及母亲在旧日历背面记账时面对的逻辑，是同一种东西。母亲算的是两根葱的价钱和一分钱的出入，这些人算的是一家公司还能撑几个月，本质上是一样的——每一笔账都有来处和去处，你欠的迟早要还，别人欠你的不一定。心里得有数。

只是母亲用的是旧日历和圆珠笔，这些人用的是模型和参数。只是母亲讨价还价的对象是菜市场老板娘，这些人博弈的对象是投资人。只是母亲把账记在旧日历背面，这些人在白板上画成了股权结构图。

傍晚时分讨论结束了。来的人陆续收拾东西离开，椅子被推回原位，白板上的字迹被擦掉了一部分。林见微站起来，把折叠椅靠墙放好，然后走到会议桌前。她低头看着白板上那些还没被擦掉的数字和箭头，用手在笔记本上又补了几笔。

陈修远还没有走。他坐在会议桌的另一端，正在往一个笔记本上写什么。她走过去站在他面前，把那本被红笔改满的论文从帆布袋里拿出来。

“陈老师。这是您上学期批改的。”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论文封面——上面有他亲手写的她的名字。然后他接过论文，翻开最后一页，那里有一行他写的铅笔字：下学期你有课吗。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那行字下面画了一个小方框。然后合上论文，递还给她。他什么都没说。她接过论文，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会议室。走廊里的阳光已经变成了傍晚的橘红色，照在水磨石地面上，映出长长的人影。

回到宿舍时天已经暗了。她没有开大灯，只打开了台灯。帆布袋放在桌上，她从里面掏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那张写着“我想用数学做真的事”的便签还贴在墙上，字迹被台灯照得微微发亮。她盯着那句话看了一会儿，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便签本，撕下一张新的淡黄色便签，在上面写了两个字：收到。

她把这张便签贴在“我想用数学做真的事”旁边。两张便签挨在一起，一张是宣言，一张是回应。没有人知道这两个字是写给谁看的——也许是她自己，也许是那个在图书馆的书里用铅笔和她对话的人，也许是今天下午在会议桌上争论的那些人，也许是她母亲，是那个在旧日历背面一笔一笔记下每一分钱的女人。

她合上笔记本，关了台灯。宿舍里很安静，对面陆知遥空荡荡的书桌上，两个关着的显示器映着窗外路灯的光。她躺在床上，想起五岁那年母亲教她打算盘的那个下午，想起七岁那年父亲修收音机的那个冬天，想起十岁那年舞蹈教室最后那节课上自己对着镜子鞠的那一躬，想起大二上学期第一次旁听陈修远讲《博弈论基础》，想起那本被红笔改满的论文上每一个小方框。然后她闭上眼。明天是7月21日，暑假还在继续。她还要去图书馆，那里还有几本书的扉页上没有新的铅笔字。而她已经知道，如果有一天那些便签不再被回复，她也会继续写下去。不是为了等谁来看，是因为写的过程本身，就是她在造自己的新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