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七分,顾渊的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一串他烂熟于心却永远不能再拨出的号码——陈嘉木的号。屏幕上的来电头像还是去年夏天在江边大排档拍的,陈嘉木戴着那顶洗得发白的棒球帽,嘴里叼着半根冰棍,冲镜头比了个中指。
顾渊盯着屏幕看了四秒。
第一秒,他在想这个号码已经在三天前随棺材一起推进了焚化炉,九百八十度,四十五分钟,所有物理规律都不允许这部手机继续存在。第二秒,他的手指已经按下了录音键——职业病,六年的法医经验告诉他,任何异常都值得被记录,即使这个异常来自一个已经火化的人。第三秒,他留意到来电显示的背景底色比正常来电深了半个色号,像是被什么东西烧灼过。第四秒,他按下了接听。
电流的杂音像指甲刮过黑板。背景里有一种空洞的嗡鸣,像风声穿过很长的走廊,又像有人把话筒塞进了通风管道。顾渊没有先开口。他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腾出双手,从茶几下层摸出那本翻得卷了边的法医学笔记,翻到空白页,拔开笔帽。
那头先开口了。
“别回头。”
是陈嘉木的声音。但不对。陈嘉木说话时尾音总习惯往上挑,像个没长大的小痞子。电话里的这个声音是平的,平得像一条被绷紧的钢丝,没有任何语调的起伏。
“祂就在你身后。”
顾渊没有回头。
他也没有僵住。他的笔尖落在纸面上,用极快的速记符号写下三行字——通话时间凌晨三点十七分,来电号码已确认属陈嘉木,背景音疑似密闭空间回声叠加低频机械嗡鸣,声源距麦克风约五厘米,说话者口腔内可能没有唾液。死人的嘴巴里不会有唾液。
写完最后一行字,他才感觉到后背炸开的鸡皮疙瘩。
“嘉木,”他说,声音比自己预想的平稳,“你三天前已经死了。我亲手缝的你。从胸骨切迹到耻骨联合,三十二针。你的心脏在我手里停过两次——一次是你死的时候,一次是我把它取出来称重的时候。你现在用的是什么器官在说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背景里的嗡鸣声忽然变大了,像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麦克风。然后陈嘉木的声音再次响起来,这一次近得像是嘴唇直接贴在了顾渊的耳廓上。
“顾渊,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在红星医院太平间打赌的事?”
顾渊记得。那是十四岁那年暑假,他们翻墙溜进废弃的红星医院。太平间在地下二层,没有窗户,墙壁上长满了黑绿色的霉菌。他输了猜拳,得在里面待够十分钟。陈嘉木在外面替他望风,隔着一扇铁门,他们不停地说话。那扇铁门的铰链生了一层厚厚的红锈,门缝里塞着一条发黄的毛巾,门把手上挂着一把没锁的铜锁。他蹲在角落里,数着自己的心跳。数到第三百七十下的时候,他看见对面的墙角蹲着一个人。
“你知道那天我看到了什么吗?”电话里程嘉木的声音说,“我看见了你蹲在地上,同时看见另一个你站在你身后,弯着腰,脸贴在你的后脑勺上,正在对我笑。”
台灯灭了。
不是断电——茶几侧面插座上的充电器指示灯还亮着。是灯泡本身的光被什么东西吸走了。黑暗从四面墙壁同时向内挤压,有重量的黑暗,像一缸浓稠的墨汁。顾渊放下笔,右手摸到茶几边缘的不锈钢烟灰缸,攥在手里。烟灰缸是实心的,边缘有棱角,握在掌心里硌得指骨生疼。
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轻笑。
很近。近到气流拂过了他的后颈。一股气味弥漫开来——福尔马林,腐败组织,还有第三种他做了六年法医从未在任何一具尸体上闻到过的气味,带着金属的锋利感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硫磺味。
他的手指在发抖。不是因为恐惧。是因为愤怒。
这是他的家。这是他拿命换来的安身立命的空间。陈嘉木死后的半年里他被停职、被喂药、被所有同事当疯子看,只剩这五十平的破旧一居室是唯一不会有人用看精神病人的眼神看他的地方。凭什么连这里都不放过?
他用尽全力猛地转身,抡起烟灰缸朝身后砸了下去。
烟灰缸砸在空气里。巨大的落空感带得他整个身体失去平衡,重重摔在地板上。膝盖磕在茶几腿上,发出一声闷响,茶几上的搪瓷杯被震落在地,茶水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暗色的水渍。烟灰缸脱手滚进沙发底,发出一连串沉闷的碰撞声。
黑暗里什么都没有。
台灯重新亮了。暖黄色的光重新充满客厅,窗帘完好,门锁完好。但沙发背后的白墙上多了一道影子。
一个成年男人的影子,四肢反向弯折,头正在一格一格地转过来。影子是顾渊自己的轮廓。
顾渊爬起来。膝盖在疼,磕到的地方正在充血肿胀。这股疼是真实的,不是幻觉。他从沙发底下摸出烟灰缸重新握在手里,走到墙边,蹲下来,用烟灰缸的边缘在影子的脚部位置划了一道浅槽。墙皮被刮下来,露出下面的腻子层。影子的脚部没有随着墙皮的剥落而消失。
然后他做了一件他爸教他的事——他爸顾卫国是红星医院最后一任急诊科主任,退休前教会他的唯一一个法医学技巧:当你遇到用医学无法解释的事情时,先用数学。他用手掌量了量影子的尺寸,和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做对照。头围比例正常,肩宽比例正常,但四肢的长度比正常比例多了将近八公分——关节位置全部偏移,肱骨和股骨的相对长度被拉伸了,像是有人在原来的骨架上额外加了两截骨头。
这不是幻觉。幻觉不会有精准的、可测量的比例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