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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第1页)

从长沙到南昌,直线距离不过三百多公里,绿皮火车却走了整整一个晚上。老钱在株洲站台上打了两个电话,挂断之后走回车厢,把笔记本摊在硬卧车厢的小桌板上,用笔在0006号站点的位置画了一个圈。0006号站点——坐标对应南昌,谢延年在地质图上标注的备注只有五个字:“设备已激活。”没有日期,没有操作员姓名,没有任何补充说明。谢兰芝在备注下方加了一行极小的字:“1994年9月路过,未进入站点。信号稳定,机器自行运转。”

“路过未进入。这说明你妈那时候已经不能靠近机器了。”林棠把平板电脑打开,调出南昌站坐标对应的地面建筑档案。档案比前几个站点更少——只有一份八十年代的旧城改造测绘图纸,图纸上标注了坐标位置落在赣江东岸一片已经消失的老城区里,地面建筑原为侵华日军南昌支部的防疫给水仓库,解放后拆除,原址上建了一座工人文化宫。文化宫在九十年代因地基下沉被鉴定为危房,拆除后地块一直空置。地块现状是“待开发空地”。

“地面建筑已经拆光了,机器在地下。没有地面入口。”老钱用笔帽在笔记本上轻轻敲了两下,“如果机器还在运行,信号还在发送,那入口一定还在——只是被埋住了。”

火车在清晨抵达南昌站。接站的不是警察,而是一个穿着橙色工装的市政施工员,姓万,四十出头,是南昌市政工程管理处派来对接的。他开着一辆沾满泥浆的皮卡,车里一股柴油和潮湿泥土的气味。皮卡后斗里放着一台小型探地雷达和两箱工具。“昨天接到你们省厅的协查函,我们连夜用探地雷达扫了一下那块空地。地下三米左右有空洞,面积大概四五十平方,空洞内部有金属反射信号。可能是你们要找的地下室。”

皮卡穿过赣江大桥,桥下的江水在深秋的晨雾中泛着灰绿色的波光。江面上有几艘挖沙船在缓慢作业,引擎的突突声在空旷的江面上传得很远。过了江,车子拐进一条被拆迁废墟包围的窄巷,巷子两侧是拆了一半的居民楼,裸露的预制板截面在晨光中像一排被撬开的抽屉。巷子尽头是一片被铁皮围挡圈起来的空地,围挡上挂着“市政施工区域”的牌子。

空地面积不大,大概半个足球场,地面上堆着几堆拆迁剩下的碎砖和混凝土块。空地正中央被人用白色喷漆画了一个直径两米的圆圈,圆圈里面探地雷达已经扫过了。老万指着圆圈说:“空洞就在正下方。深度三米二,里面有空腔,空腔有规律性低频振动信号——和你们函件里描述的机器嗡鸣频率特征一致。我们没敢往下挖,等你们来。”

林棠从皮卡后斗里拿了一根撬棍,走到圆圈中央。她用撬棍在泥地上戳了几下,泥土很松——是拆迁之后回填的杂填土,深度大概不到一米。老万从车上拿了两把工兵铲,和老钱一人一把开始往下挖。挖到一米深的时候,铲尖碰到了硬物——不是混凝土,是一块铁板。铁板表面锈蚀得厉害,但铁板中央有一个圆形标记还隐约可辨——齿轮图案,数字0006。铁板边缘有一圈橡胶密封圈,密封圈已经老化开裂,但铁板本身没有变形。这是一扇平开式的检修盖。

铁板没有锁。撬棍卡进边缘缝隙用力一撬,铁板带着碎土和锈渣被掀开,露出下方一个垂直的检修井。井壁上嵌着金属扶手,扶手表面的镀锌层在几十年的潮湿空气里变成了暗灰色,但结构完好。井底深处透出极微弱的暖黄色光——有人在下面,或者至少机器还在运转,照明系统还在工作。

顾渊先下。井深三米多,脚踩在金属梯级上能感觉到梯级和井壁之间的焊接点有轻微的松动,但整体结构还稳。下到井底是一条短的横向通道,通道墙壁上嵌着一盏老式白炽灯泡,灯泡亮着,暖黄色的光照亮了通道尽头一扇半开的铁门。铁门上有人用白色粉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已经模糊了大半,但开头的四个字还能辨认——“南昌站点”。

推开门,地下大厅比长沙站小了将近一半,但比鹤岭站更整洁。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全亮着,墙壁上嵌着的荧光面板数量不多,但每一块都在正常运行,绿色扫描线稳定地跳动着。控制台在大厅正中央,圆形荧光屏上0006号站点的监控界面正在运行。界面显示本站点覆盖范围内的宿主信号约有两百多个。

控制台前的椅子上没有人。但椅子上放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式铁路制服——深蓝色的哔叽布料,左胸口袋上方别着一枚已经氧化发黑的铁路徽章,徽章下方是一块褪色的工牌,工牌上的字迹还能辨认:“南昌铁路局九江机务段,陈远志,工号0361”。制服旁边放着一个搪瓷缸,白底红字“先进生产者”,缸里有半杯干涸的水垢。搪瓷缸下面压着一张纸,纸上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简短的话——

“我是陈远志。南昌站点第一任操作员。1995年10月发现此站点时,机器已在自行运转。我未受过任何培训,仅凭机器自带的日文操作手册摸索操作。我通过远程通讯联系上0005号站点操作员向秀兰,她教会了我用摩斯码和机器网络内的其他操作员通讯。我在岗期间未能找到任何宿主本人——本站点覆盖范围内的宿主信号全部为活跃状态,但信号位置分散在周边四个省份,我无力逐一寻访。我所能做的只有维护机器,确保信号监控不中断。如果你们能看到这张纸,请不要怪我没能找到任何一个人。”

落款日期是2003年。纸的下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笔迹不同——是向秀兰的字迹:“陈师傅已尽力。南昌站周边宿主分布太散,一个人确实跑不过来。秀兰。”

顾渊把纸放在控制台上,拿起那件铁路制服。制服的袖口被磨得起了毛边,右肩位置有一块明显的摩擦痕迹——是常年背工具袋磨出来的。他把制服折好放回椅子上,在控制台前坐下来,调出南昌站的系统日志。日志记录的时间跨度从1995年到2023年,每一天都有操作记录,格式一致,时间精确到分钟。最早的操作记录是1995年10月17日,记录内容只有四个字——“设备已启动”。之后每一天都有记录,记录内容大同小异——“信号正常”,“远程通讯测试通过”,“与0005号站点通讯一次”。

日志的中间有一大段空白。从2003年10月到2017年3月,近十四年没有任何操作记录。机器在无人维护的情况下自行运转了十四年。2017年3月的第一条新记录写的是——“设备仍在运行。我重新启动了远程通讯。向秀兰同志还在线。她说她等我很久了。”

然后操作记录重新变得密集。2017年到2022年之间,记录内容多了很多技术细节——更换继电器触点、清洗散热格栅、校准频率输出。最后一条记录是2022年9月,记录内容是——“今天感觉身体不太行了。远程通讯里向秀兰同志说她那边有个姓周的大姐在学着操作机器。我跟周大姐说,如果我这边哪天断了联系,就是我不在了。她说好。”

2022年9月之后,日志全部空白。陈远志在那之后没有再来过。

老钱把搪瓷缸拿起来,翻过来看底部。缸底压印的生产日期是1968年,和红光机械厂那一柜子没发出去的搪瓷缸是同一批产品。“他可能已经不在了。”他把搪瓷缸放回原位,用指尖在缸口边缘轻轻摸了一圈,像是在丈量一个人用了多少年才把搪瓷喝到露出铁胎。

控制台屏幕上,南昌站监控信号里有一个被单独标记的文件夹,文件夹名称是“回应者”。顾渊点开文件夹,里面只有寥寥几个节律性信号的记录。他把信号特征和之前几个站点的数据进行对比——波形形态和长沙站向秀兰记录的那一百七十三个节律信号来自完全不同的宿主群体,但节律的底层编码方式完全一致,都是同一套摩斯码改编的频率调制协议。这些分散在周边四个省份的宿主,在不同城市、不同地下掩体、不同年份里,用同一种方式在回应。

林棠走到墙壁前,发现荧光面板旁边贴着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地图上被人用红笔密密麻麻地画了无数个小点。每一个小点旁边都标注着一个名字和一组数字。地图的标题栏上用工整的字迹写着——“南昌站覆盖范围内宿主分布图(不完全统计),陈远志制,2002年。”她用手指沿着那些红点一个一个地数。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四个省份。三百多个点。

“他找过。”林棠说,“他不止是维护机器。他利用铁路职工的免票便利,在休息日沿着铁路线一站一站地下车,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去找。三百多个点——他至少跑遍了这四个省的大部分地区。他没有找到人,但他把每个人的位置都标注在地图上了。”

老万从通道口探进头来。他一直站在外面等,手里拿着安全帽,在手里转了好几圈。“你们找到要找的人了吗?”

“找到了。”顾渊把陈远志的纸条放回制服口袋里,把制服拿起来,折好,放进控制台旁边的储物柜里。储物柜里整整齐齐地叠着好几套换洗的铁路制服,每一套的袖口都磨起了毛边。他把柜门关上,柜门合拢时发出一声轻微的金属闭合声响。“他叫陈远志。九江机务段的。你们市政档案里可能没有他的名字——他不是这个站点的发现者,是守护者。”

老万点了点头,把安全帽夹在腋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上面记了“陈远志,九江机务段”几个字。“我回去让档案科查一下。如果他在铁路系统干过,应该能查到退休信息。”

顾渊回到控制台前,重新调出南昌站的监控界面。他做了一件在前面几个站点都没有做的事——把南昌站覆盖范围内所有宿主信号的节律性波动数据导出来,和鹤岭站乔湘记录的那二十三个矿工信号、长沙站向秀兰和周素云记录的一百七十三个信号做了一个交叉比对。比对结果在圆形荧光屏上以频谱瀑布图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个节律信号的频率、相位、响应模式都各自不同,但它们共享一个相同的底层结构:一个每隔一定周期重复一次的主频调用序列。

这个序列和谢兰芝在罐体里敲出的摩斯码脑电波形属于同一套协议栈。是日军在开发种子网络时统一写入晶体固件的通讯协议。每一个晶体在被植入宿主体内的那一刻,就已经预置了回应指令集——不管宿主本人有没有学过摩斯码,只要晶体感知到压制信号被解除、外部有人在主动发送查询信号,晶体就会利用宿主的神经末梢自动将宿主的意识波动转译成标准回应码。那些被监控的人在几十年的休眠里,一直在用这套他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存在的通讯协议回答同一句——“有人在吗。”

顾渊把分析结果记在笔记本上。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看着屏幕上那三百多个红点分布图,沉默了很久。

林棠在他身边坐下来。她从暗袋里掏出一张从长沙站带来的照片——向秀兰和周素云的合影,放在控制台上,和陈远志的铁路徽章并排放在一起。“谢延年建了网,谢兰芝激活了节点,乔湘在鹤岭守了三十多年,向秀兰在长沙守了二十六年,周素云接了她的班,陈远志在南昌一个人找了三百多个人。你爸在红星医院急诊室给每一个可能是宿主的人做了标记,陈嘉木在临死之前去地下三层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他们在所有你能想到和想不到的地方,做了所有他们能做的事。”

顾渊把照片和徽章收好放回暗袋里。他站起来,走到南昌站墙边那面布满红点的地图前,用手沿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红点画了一圈。“现在轮到我们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在上面写了一行字——“0006号站点。确认前操作员陈远志(已故)。设备运行正常。信号总数两百余,分散于四省。回应者若干,需后续逐点寻访。”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口袋。

老钱把搪瓷缸端起来,从自己包里拿出一小袋茶叶,倒进缸里,用矿泉水冲泡了一杯,放在控制台上——和谢延年、谢兰芝、乔湘、向秀兰、周素云、陈远志用过的搪瓷缸排成了一排。他端着自己的搪瓷缸退后一步,看着那排搪瓷缸在荧光面板的绿光下泛着同样暗淡的白底红字光泽。

“走吧。下一站——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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